中澳职业教育政策的对比与启示
一、我国的职业教育制度
早在1917年，为学习他国先进的职业教育体系，顾树森即著录《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阐述英国工商业之兴旺、组织之发达，引发了德国的危机感，“德国之工业家大起恐慌而研究改良补习（职业）教育”，因此把宗教教育机构一举改为了职业教育机构。[1]作者不忘在书起始数页内以绘图形式补充介绍四国职业教育的场景与设施，分别有“驾驭者补习学校”（驾校），其教室内有两辆汽车，桌上有方向盘；“屠业者补习学校”（屠宰业职业教育学校），教学在屠宰场现场进行；还有“烟囱扫除者补习学校”，“旅馆补习学校”（酒店管理），“理发补习学校”（美发职业教育学校）以及“烹饪实习”与“濯洗实习”，还展示了操作机器进行考试的场景。（剩余561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