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地方性”
——中国音乐批评话语建设及“延安经验”（上）
文艺作者一般地都不单只是作为一个纯文艺作者而出现，同时还积极地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成员而活动着进步着。（艾思奇，1938年，延安）
我以为今天要创造“中国化”必须以发展“地方性”作为主要的内容，各地方民间音乐的丰富的宝藏正待我们去发掘，去汲取，同时根据各地方方言的特征而创造富有地方色彩的歌曲。（李焕之，1942年，延安）
“延安时期”音乐批评领域，从哲学家艾思奇到诸多文艺理论家，以及音乐家冼星海、马可、吕骥、李凌等都曾就音乐的作品及创作、音乐的群众与革命因素，以及音乐艺术的传播与民族精神等方面发表相关见解。（剩余832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