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对家国关系的重构

——以吴组緗《鸭嘴涝》和老舍《四世同堂》为例

曾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意味着个人、家、国关系的重新表述与安排”，“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主要是一个‘破家立国’的故事和‘破家立国’的过程”。①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可能没有充分考虑文学发展变化的复杂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个性、标榜民主，把家族制度视为专制主义的基础②，将其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加以扫荡，要将“个人”“自我”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③，它“立人”的根本目的在于“立国”，它在打破家庭对个人束缚的同时，又将个人推送到国家的轨道中。（剩余598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