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史的“错位”

——以1980年代汪曾祺《受戒》与《大淖记事》的获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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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①第四次文代会肯定了此前三年的文学创作，并鼓励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剩余11092字）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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