蚀牙

台北的日子习惯得比想象中自然。不知不觉业已三年，我把脚步拉快，学会辨认捷运路线，遵照Google小姐的指示越过巷弄及高楼，昂着脸藏起乡下人的窘迫不安，在无星的深夜穿行森冷飘雨的南港，摸出耳机，podcast那端传来搁浅般的女音，她颤颤地问，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正身在台北是什么时候？

好像日子是一条轴线，当胶片把电影切割成一帧帧、一趟生活的起点，是在车站向母亲告别的黄昏，踏下火车的双足，还是第一次从全联提一袋卫生纸回宿舍的时候？当广播电台清朗的报起中原标准时间，所谓整点，究竟是句子的开头或是结尾？我始终无法辨别那些长长的之间是如何被剥离，但如果所有过去未来都有断点，至少我能肯定我的十八岁是“蓝色恐惧”给的，那是来到台北的第一年，一个不烟不酒没驾照，极其无趣的女孩，成年礼一样向昏暗的电影院柜台递出身份证，数字被落实，每个片刻是齿轮，开始运转生锈的意识。（剩余361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