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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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能写会算的人奇缺，因此年仅12岁、只读了高小一期就因贫困辍学在家的我，也常被当地九龙乡政府叫去做丈量土地和填表造册等工作。那时不言工资，全尽义务，为锻炼能力，我不怕耽误时间，随喊随到。乡干部见我不计报酬，交办的事又能圆满完成，亲切地夸我“少年老成”。

1952年冬，长沙县第四区公所下令所辖24个乡各派1名文化人，到区公所集中统一计算农业税和填发到户通知单，问九龙乡派谁去合适，乡领导异口同声：“陶冶！”

当我跨进区公所大门，不料主管财粮专干陈维鼐很不遂意，瞟我一眼，转身就给乡政府的邹秘书打电话，斥问为何派个娃娃来了，他能干什么？邹秘书回答：“别看他年纪小，能写能算，我们乡上有事都是他帮忙，不信你试试。（剩余11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