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团体生活”与“个人成长”

——重读20世纪40年代两段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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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文学经验，不少研究者都会关注战时的迁徙和流动对作家自我意识、现实感觉乃至文体形式的影响。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原有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解体，个体感知一方面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中，“流亡”与“漂泊”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结构①；另一方面，战时迁徙也带来社会再组织、再嵌入的可能。除了“到延安去”的选项，其他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战时实践，如参加各类战地服务团、工作团、训练营、演剧队，也包括投笔从戎、直接出入战火，都使一代青年相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有了更多深入现实，置身于组织化、团体化环境的机遇。（剩余1884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