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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平的“定时炸弹”

1981年,在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两年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2020年,以色列先后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出现街头抗议,可见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之大。显然,巴以问题在阿拉伯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巴勒斯坦事业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业,然后才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事业,这是中东政治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向。

更重要的是,2014年以来巴以和谈进入了死胡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地位变得更加虚弱了。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以来,以色列的实力地位快速走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则不断恶化,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持续拉大。但是,国际上巴勒斯坦事业得到美、欧、俄、中等大国不同程度的支持,地区范围内阿拉伯国家把巴勒斯坦事业置于阿以关系的核心,这让巴勒斯坦获得超越其实力地位的谈判筹码。

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大国干预巴勒斯坦事务的热情下降。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甚至撤回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一边倒支持以色列。拜登政府适度修正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也没有把特朗普政府的亲以措施全部退回去。美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减弱,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2020年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国家处理巴以问题的逻辑彻底转向,从前是先解决巴以问题,再解决阿以问题,现在是先解决阿以问题,再解决巴以问题。巴勒斯坦人必须回归现实,基于自己的实力地位处理同以色列的关系。权力与正义之间的错位更加突出,政治进一步暴露出丑陋的一面。

同巴勒斯坦的处境相比,以色列的处境却是不断改善。历史上,遭伊斯兰国家孤立,受美国限制,以色列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未获得相應的国际地位。以色列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中东22个国家中,以色列是最发达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但是长期以来,除保护事实上或想象中的自身安全、占领巴勒斯坦外,以色列极少卷入中东地区的政治、安全事务,未能发挥中东大国的作用。这是不正常的状态,从实力看,以色列应当成为全方位的中东大国。

随着阿以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放任以色列自由行动,以色列干预地区政治的空间大大扩展。同时,伊朗影响力在叙利亚、伊拉克扩张,以色列危机感加深;美国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让以色列感到美国不再可靠,自主参与地区事务的压力增大。

近10年来,以色列的外交、军事行动越来越活跃、大胆。外交上,以色列公开同沙特谈判建交事宜,商讨遏制伊朗事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军事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进行过空袭,在伊朗境内进行过定点清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举行过联合军事行动。以色列似乎正在走向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恐怕也是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以色列拥有这样的实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院、前驻以色列大使英迪克曾表示,伊朗扬言要毁灭以色列,以色列则有实力(核武器)毁灭伊朗。

巴以问题逐渐成为“以色列问题”

表面上,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的斡旋下阿拉伯国家实现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符合美国、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件多赢的事情。甚至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时,人们曾经怀抱一种美好的愿望:同阿拉伯国家缓和关系,最终能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

但实质上,巴勒斯坦问题绕不过去,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破坏、影响阿以和谈。2002年以来,巴以冲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两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表明,通过阿以和平促进巴以和平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不仅如此,巴以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成一个困扰以色列的永久性难题。当然,巴勒斯坦问题也影响着阿拉伯国家,只不过影响没有以色列大罢了。

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白宫,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右)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签定奥斯陆和平协议后握手,他们中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图/视觉中国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巴以问题是一个“阿拉伯问题”,集中体现为三次阿以战争,焦点是以色列的生存权问题。阿拉伯国家屡遭败绩后,1967年阿盟峰会提出著名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谈判、不承认以色列、不给予以色列和平。

从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到2014年美国最后一轮巴以和谈失败,巴以问题则是一个“国际问题”,集中体现为有关各方提出一个又一个和平进程框架,焦点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当时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投入大量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帮助巴勒斯坦建国。美国长期主持巴以和谈进程,历届政府都曾提出各自的巴以和谈方案,投入海量政治资源。2002年以来,联合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组成“中东问题四方”,集体调解巴以和谈。

1994年至2017年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达354亿美元,其中欧盟占18.4%,美国占15.7%,沙特占10.5%。因为拥有广泛的国际支持,巴勒斯坦获得超越其实力地位的谈判筹码。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大国介入巴以和谈的热情大幅下降,巴勒斯坦事业逐渐变成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了。

从2017年特朗普放弃“两国方案”开始,巴以问题成为一个“以色列问题”,集中体现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全方位占领、管制,焦点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问题,以色列肆无忌惮地封锁、镇压、驱逐巴勒斯坦人。当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政治、阿拉伯政治中被边缘化的时候,以色列却越来越繁荣,巴以实力差距持续拉大。

一方面,以色列在地区政治中风生水起,外部环境空前改善。近两年,以色列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主持或参与多个小多边机制,包括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四方机制,以色列、埃及、阿联酋三边会谈,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埃及、巴林、摩洛哥六国外长会议,俨然站在了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

另一方面,以色列明确反对“两国方案”,不接受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残酷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巴以矛盾不断激化,彻底解决的希望日益渺茫。

在国内,2018年,以色列通过《犹太国族法案》,确认国家的“犹太属性”,把占总人口20%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国族之外,彻底打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平等公民地位的梦想。在加沙,2006年后以色列长期实施严厉的海、陆、空封锁,制造出全球最大的“露天监狱”。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强化军事占领,扩大犹太定居点,驱逐巴勒斯坦人。在巴以问题的历史上,巴勒斯坦建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不切实际。

因此,尽管以色列占领、管理巴勒斯坦是非法的,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谴责,但这种可悲的现状显然会固化下去。目前,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有199万,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491万,总计690万。以色列的犹太人口约682万,如何有效治理690万巴勒斯坦人是未来巴勒斯坦问题的焦点。国际力量退潮,巴勒斯坦弱小、分裂,以色列拥有的既是巨大的权力,也是沉重的负担,更是挑战、陷阱和风险。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搞缓和、和平,对巴勒斯坦人搞镇压、孤立,两条主线严重冲突,不可能带来持久、真正的和平。回顾过去70多年巴以关系的演变,1948年至1980年是以色列通过战争获取国家生存权的过程;1990年至2016年是巴勒斯坦试图通过谈判建国的过程;2014年以来巴以再也没有进行过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人主要通过暴力冲突同以色列对话。如今,没有人知道巴以冲突的最终走向,正如1948年时没人知道阿以战争的结局,1993年时没人想象到巴以和平进程会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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