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转折:南海斗争这一年

2016年的南海局势极不平静,政治、法理、军事斗争与战略博弈全面铺开,错综复杂。前八个月中国为应对两大“转折”——美国的南海政策由不持立场、保持“中立”而转向公开介入、高调染指;南海矛盾的主要斗争形式由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转向国际司法斗争和中美海上战略博弈,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入秋开始,局势又见证了三个“转折”。

一是中国完成了部分所控南海岛礁填礁造地的主干工程,实现了对南海海域控制力、威慑力由弱到强的转折,永久性地改变了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

二是南海仲裁案走完了它700多天的历程,以一纸被中方视为废纸、东盟多国事实上视为“鸡肋”的裁决,成为历史记录。它的影响会继续存在,但没有我们曾经担心的那样严重,并且看来还是可以驾驭的。

三是菲律宾领导人轮替,新政府调整对外政策重心,向中国靠拢,与美国摩擦,中菲关系实现转圜,东盟方面也显示了聚焦海上合作、与我共谋发展的意愿,大大减轻了我们在南海的压力。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南海地区的“势”在中国一方。南海周边一些邻国蚕食中国主权权益已久,中国因实力所限而不得不“战略忍耐”的阶段走到头了,出手彻底制止这一局面。而且,随着中国加速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西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的天平不可避免地从完全倒向美国转向至少在中美之间相对均衡化,南海周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更加依靠中国,一方面自知无法在军事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国,最重要的是意识到替美国出头与中国激烈对抗这条路走不通,因而开始回调或者收敛。

美国南海政策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服务于其牵制、规范中国崛起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这个判断立得住,在今后的南海问题运作中,只要我们内部不出大问题,只要中美关系不崩盘、中国与东盟关系稳得住,中国对南海局势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增强,风险总体仍是可控的。

但必须看到,只要中美战略互疑格局不变,南海局势难有真正的平静。自2015年10月以来,美军公开、高调进行的擅闯南沙、西沙行为每隔六到八周便会上演一次。最近一次就是10月21日美舰再次擅自进入中国西沙(永兴岛、中建岛)领海基线外12海里范围。此举释放出非同寻常的信号,美方已不能以“误入”为由自辩。精心算计好的闯入范围表明,美方、特别是军方不甘心南海局势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接触与缓和中自行降温,坚持运用自身策略,通过“航行自由宣示行动”(FONOPS)等单边手段,对中国在南海的立场和利益进行牵制。此举也显示了美国要在军事安全上拉住越南、防止其从现有与美合作程度上后退的考虑。美军在南海执意进行常态化巡航引发中美意外冲突的可能已成为公认的南海局势波动的最大风险。

现阶段美方最担心我方在黄岩岛采取填礁扩建行动,在其他已扩建岛礁部署战略战术武器,也担心我方宣布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对中国防范之弦始终紧绷。所以说,南海局势的下一步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决意坚持目前的战略应对态势,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采取新的大动作。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的可能性,就是特朗普当政后美国的南海政策会不会回调。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对外行为方式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到底是“战略收缩”、“新孤立主义”,还是“实力求和平”、“军事冒险主义”,亦或不同路线因时而易、随意性很大的扭曲组合,目前远还不能作判断,他自己也未必理得清,需要密切观察。

具体到南海问题上,我们要看到两点:第一,特朗普本人对南海问题乃至更广范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了解、不感兴趣,他不会上来就揪着南海不放,倒是有可能先主动开启对话渠道。目前各路人马已经开始对他进行“教育”,试图影响他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而特朗普属意的国安、外交团队人马,高龄、右翼色彩鲜明,也多有军方背景,这就提醒我们对特朗普当政后的南海局势走向不能过度乐观。

第二,美国的军事战略具有跨选举的强大惯性,美军在南海周边增加先进武器装备部署的步伐还会继续,“亚太再平衡”这个概念将会逐渐消失,但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都部署到亚太、以在西太建立“最强大的军事平台”的目标还在,为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而设计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军事作战思想将会继续沿革,那些已经部署完毕的先进武器装备不会撤回去,一些新的部署即将启动,我们无法“喜迎”“战略断层”或者“安全真空”。

特朗普即使有心与中国稳定发展关系并管控南海问题,也需要基于新的身份与美国军方确立关系,美国对华强硬势力亦会继续兴风作浪,中美在南海海上发生意外碰撞和冲突的风险指数即将进入一个高攀阶段。也要看到,减少财政赤字是美国将延续几个总统任期的恒定任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大幅减债与在亚太增加军事投入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美国军方将继续通过叫嚣中国“战略威胁”和“军事挑战”来“讨预算”,会不会蓄谋制造一起“新撞机事件”也很难说。

另外应当引起警觉的是,美国不会任由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翻过南海仲裁案“这一页”,还会竭力延续“规则武器”的效力,推进针对中国的“成本强加”策略。除了自己上阵继续利用国际海洋法制度指责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外,美国有可能把更易引起国际共鸣、更易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海洋生态问题作为新的国际介入切入点,比如先调动媒体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政治势力渲染中国在南海的筑岛开发行为对海洋环境构成“威胁”,再策动非政府组织人员靠近甚至进入我岛礁施工现场实施干扰,也不排除怂恿个别国家或非政府组织借口生态问题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起新的诉讼。

中菲关系重返积极发展的正轨,菲美军事同盟关系发生疏远,这构成南海局势趋于缓和的重要方面,也强化了我在南海战略博弈中的主动态势。目前看,杜特尔特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是真诚的,对美强权政治、军事驻扎、价值输出的反感也是真实的,但菲国内民众亲美崇美情结深厚,菲军方、政府内部和知识阶层反对杜特尔特、主张利用南海仲裁案“成果”与中国继续缠斗者也大有人在,杜特尔特对外政策重心调整能否可持续、中菲海上争议能否避免重大反复,仍有赖于我坚持不懈做工作。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努力保持总体有利的战略转变态势,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利益,不能“大进大退”。也有必要对一个时期以来对南海局势的应对进行总结,看看哪些方面过激、偏“抖”,有没有“过度宣传”的后遗症需要消除。总之,南海局势掌握在我们手中,历史赋予的机遇不能错失,但也不可冒进。

(作者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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