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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杀死了宏观经济学?

2014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打趣说,量化宽松的问题是“它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行不通”。你可以对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说同样的话,因为它背后没有可靠的理论。

例如,政府通常会“刺激”经济以“对抗”失业,但所用的理论认为,根本不存在需要对抗的失业。失业的原因是什么?教科书过去的标准答案是“向下的工资刚性”。一位要求每小时14美元工资,但只能以每小时13美元获利的美发师,选择不工作。在这种观点下,所谓的失业是一种不工作的选择。

这里的关键假设是,每个人都会进行优化:他们为自己选择最佳的可选项;而工作总是能以一定的價格获得。在给定“失业对失业者来说是最佳的”这一假设的情况下,无懈可击的逻辑推论就是,如果政府为了增加就业而扩大货币供应量,唯一的结果将是通货膨胀。因为货币扩张并不能增加愿意工作的劳动力的供应量,货币政策应仅关注价格稳定的目标,最好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不受政治诱惑的独立中央银行。

然而,大多数明智的经济学家,都在他们自己假设的逻辑面前畏缩不前。因此,在他们最近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西莫格卢、哈佛大学的大卫·莱布森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利斯特,确定了三类“非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出现是因为求职需要时间;结构性失业的出现,是因为工资刚性阻止了劳动力需求量与供给量相匹配;周期性(或短期)失业是由于“技术冲击、变化的情绪和货币/金融因素”发生,并且被“向下的工资刚性和乘数效应”放大。

在周期性衰退中,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勉强承认,扩张性政策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短期需求。这是凯恩斯的贡献——宏观经济学就奠基于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的总体产出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9年评论说:“我猜每个人都是掉坑里的凯恩斯主义者。”

正如卢卡斯的表述所暗示的那样,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为冲击而准备的。但是因为没有冲击模型——这在定义上是出乎意料的——刺激政策是脱离理论的。

这种政策可以是货币政策,也可以是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可以增加对私营企业的货币供应,以增强他们雇佣更多工人的动力激励,或者政府可以出现预算赤字。比如,“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以量化宽松的形式)便是对2008——2009年大衰退的主要反应。这就是伯南克所说的“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行不通”。

事实上,它在实践中也行不通。量化宽松的拥护者认为,如果没有它,情况会更糟。但这是无法证明或证伪的。事实仍然是,当2020年发生新的新冠冲击时,从2008——2009年金融冲击中的复苏还远未完成,因为大量量化宽松资金被囤积起来而不是花掉了。

新冠疫情迫使政府退回“财政凯恩斯主义”,但现在经济已经重新开放,货币和财政扩张的实际理由已经消失。主流财经评论员们认为,经济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反弹;而现在是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时候了,因为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持续扩张,只会导致“通胀飙升”。

迄今为止,“财政凯恩斯主义”仍然是一种需要理论的政策。经济学一年级学生学习的供求模型,可以阐明美发行业的均衡路径,但不能阐明整个经济的均衡路径。宏观经济学是不确定性的产物。除非经济学家认识到不确定性的不可避免,否则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理论,而只有对紧急情况的审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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