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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书写的“大科学”工程史

2022年7月24日,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说,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习近平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简单来说,火箭是一种载具,加上战斗部(毁伤目标的专用装置)就是导弹;放上卫星、飞船,就能将其发射上天,所以‘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和人造卫星——有一半与载人航天直接相关。”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即以大规模仪器设备、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雄厚资金支持为特征,通常情况下会形成科学家群和技术人员群共同从事该研究。它留下了一大批人员、技术、设备以及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力协同经验,这些力量是新中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在发展载人航天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载人航天是我国规模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大科学”工程。

从“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背后是数十万参与者半个多世纪的筚路蓝缕。如今,随着梦天实验舱运抵海南文昌,中國空间站在轨建造已进入冲刺阶段,载人航天工程到今年即将完成“三步走”规划。回顾往昔,它是这样开始的——

初遇

1957年,24岁的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戚发轫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一处园区报到。这里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前一年刚成立,院长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时间回到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时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的钱学森跟随导师、咨询团团长冯·卡门在一个德国小镇,提审了已向美国投降的世界顶级火箭专家、V-2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

V-2导弹最大射程可达320千米,破坏力巨大,是现代火箭技术首次成功应用于武器系统。纳粹德国使用它的目的在于从欧洲大陆直接准确地打击英国本土目标。审讯结束后,冯·布劳恩写出的一份名为《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报告,让钱学森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基本形成共识,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钱学森的归国让这一进程显著提速。1956年10月8日,研究导弹的五院最先组建,由回国刚满一年的钱学森任院长。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应邀前来,任各大研究室主任。其中,任、梁、屠、黄后来被合称为“航天四老”;而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这一时期在五院任教的就有5位: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

可问题在于,除了钱学森,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久经沙场的军人,还是知名专家,谁也没见过导弹什么样。任新民回忆,钱学森同志是当时我国唯一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专家。为此,钱学森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航天专业方面的教材——《导弹概论》,讲最基本的原理,为大家“扫盲”。戚发轫也是台下的学生之一。上课前他还听到有人好奇,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亲自给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上这门课呢?“钱学森在这门课一开始说,搞导弹绝不仅仅是靠科学家,而要有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队伍。”戚发轫回忆道。

当时除钱学森外,还有梁守槃讲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空气动力学等,都是应导弹研制需要被调来的航空、火箭领域专家。“我们在做‘两弹一星’时,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包括导弹、核弹应该怎么做,从科技角度说,大家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干。从管理的角度看,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种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力协同的工作方式。”王公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道。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氛围下,新中国的导弹研制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对苏联两枚导弹的拆解、仿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根据此前中苏两国政府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为中国提供两枚P-2教学弹。当苏联专家提出把中国仿制的导弹发动机拿到苏联进行试车时,任新民拒绝了,他说:“那我们中国的导弹事业永远无法独立了!”不久后,他主持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当苏联将所有专家撤走时,屠守锷显得很平静——他有思想准备,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85天后,1960年11月5日,仿制苏联P-2导弹而成的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彻底结束了没有导弹的历史。

1960年,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时的戚发轫。
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导弹研制人才,钱学森亲自撰写教材,并给大家讲了启蒙第一课《导弹概论》。图为1960年前后,钱学森(左一)在上课。

“国防新技术协定”不仅教给了中国科学家们关于原子能、导弹、火箭建设等领域的知识,更将“自力更生”几个字的写法牢牢刻在众人心上。距离酒泉1万多公里外的莫斯科,一名年轻人的人生也因这个协定改变了。根据协定,苏联将接收中国部分火箭导弹专业的留学生。为了让部分学生早点参加工作,1957年12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安排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的8名留学生全部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25岁的王永志也在其中。在那个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年代,他很快决定,服从国家发展需要。1961年3月,王永志来到五院——在这里,王永志与戚发轫这两名年轻人生命轨迹第一次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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