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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硬科技”

以2020年11月蚂蚁集团IPO被叫停为标志,中国互联网巨头开始频繁遭遇来自政府的监管新政,涉及反垄断、打破平台之间的“隔离墙”、网络成瘾算法治理等等议题。进入2021年后,这场“监管风暴”又陆续扩大至在线教育、网络游戏、娱乐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监管涉及范围之大、行动速度之快,显示出中国政府校正市场发展方向的决心和急迫性。

“脱虚向实”这个口号其实已在市场上出现良久,它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打压虚拟经济、推崇实体经济,而是试图让被流量和资本裹挟的所谓技术产业,将重点转向那些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拥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的“硬科技”。后者的概念当然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硬件产业,而是相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技术创新。

资本流向立竿见影地反映了政府意志本流向立竿见影地反映了政府意志的变化。今年以来,市值涨幅最大的中国公司已不再是互联网企业—拼多多、阿里巴巴、京东、小米都一度出现了负增长。在《巴伦周刊》发布的“2021中国公司市值增长50强”中,与生物技术相关的企业有8家,与芯片相关的企业有7家,与新能源相关的则有3家。其中排名第一的宁德时代持续投资下一代电池技术,市值更是由2020年年初的2400亿元左右一路飙升到如今的超过1.5万亿元,一年多的时间里翻了6倍有余。

从互联网领域流出的资本,除了流入生物技术和电池技术,也流向了消费电子产业链的上游—芯片。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20年获得新一轮融资的国内芯片、半导体企业超200家,融资规模超320亿元。而仅仅在2021年上半年,国内芯片、半导体行业融资数量就已超230起,总融资规模近400亿元。

还有人工智能领域,根据企查查数据,目前中国现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多达40余万家—2017年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相关企业年注册量才首次突破1万家。2020年是相关企业注册量的高峰期,新增17.2万家,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新增15.3万家,同比增长150.8%。

可以说,2021年,日趋严格的政策开始倒逼市场思考,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最迫切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和产业。

“后发”除了优势,还有劣势

持续投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宁德时代,一年半的时间里市值翻了6倍有余。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国诞生了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字节跳动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阿里巴巴的电商交易规模是亚马逊的两倍,2020财年就达到1万亿美元;腾讯的超级应用程序微信拥有超过12亿的用户;滴滴出行无论用户规模还是营收规模都是Uber的两倍;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是在非汉语世界也广受欢迎。然而这些奇迹背后长期存在一个隐忧,即它们过往的创新更多来自商业模式,而非基础技术。

商业模式创新是赶超型经济体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的一部分。它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以改良或直接复制的方式实现全球最新技术在本地市场的落地。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是应用这种后发优势的生动案例: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家电和汽车,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西方从发明到应用花了上百年时间,中国只用了40年—造成如此之大的效率差别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需要发明它们,而中国只要拿来用或改良即可。

然而“后发”带来的不只是优势,还有劣势。一个早就摆在聚光灯下的劣势,就是来自先行者的恶意竞争,典型案例即华为从2019年5月16日开始遭受的芯片断供。而更大也更深远的劣势在于,它会让“后发者”习惯低成本的快速成功路径,难以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积极谋求创新,从而成为产业上的空中楼阁。这正是华为芯片断供事件已经向我们揭示的:2005年就成为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国的中国,在这个产业上却一直严重倚赖进口。据国家统计局及调研机构智研咨询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的集成电路(即芯片)产量为1712亿块,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的需求为3321亿块。

如今,属于中国公司的“后发优势”已呈利用殆尽之势。2008年之后,主导计算机时代的“摩尔定律”接近极限,全球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末期,金融危机、地缘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全球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创新也都差不多停滞。比如仅2020年,中国市场上使用同一种模式的生鲜团购创业公司就有近百家,资本市场为其消耗了数十亿资金,但至今,几乎没有人从中赚到过钱。

一个被遗忘很久的名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重新被提及。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名词。基于统计,他们发现1950年以来,全球仅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步入高收入阶段,其余几十个国家在经历最初的追赶式高速发展、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都开始原地踏步。截至2016年,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的经济体中,有20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时间超过16年。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253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9年至2020年,中国人均GNI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但要摆脱现在被普遍称作“内卷”的无意义消耗,避免整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使用的“武器”只剩下技术本身—基础科技创新需要高成本、长期投入、持续积累,可一旦创新成功,就会带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启动新的增长周期。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再做“追赶者”?

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已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验证。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规模开始出现指数型增长,这种增长使得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至今天的78亿—在此之前的上百万年,全球人口都长期保持在10亿以下,短短200年间,它就增长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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