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维吾尔族作家热孜万古丽·玉素甫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同胞。她的小说在简短的文字中透露出人物对自身命运的困惑与抗争，以浓郁的悲剧色彩诉说着人物的生存现状。在现代文明冲击不断加深的大环境下，热孜万古丽唱出了环塔克拉玛干地区人们的悲歌。

关键词：热孜万古丽；人物形象；疯女人；怪男人

热孜万古丽的作品中存在着两个阵营——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女人走向疯癫、男人变成“怪物”。在异化的过程中，男女在各自孤独的道路上间隔越来越远，二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爆发的冲突构成了环塔克拉玛干这片荒芜之地的历史。女性是被压制的，她们虽富有生命活力，是被叙述者关注的对象，但她们在失声中最终走向了分裂，步入疯癫。而男性看似强势，其实内在早已失活，虚弱不堪，要么扭曲变态、要么萎靡不振。男性在叙述中呈现的或是弱势而让人怜悯，或是卑琐而招人痛恨的形象。他们一面攫取更多权力，嚣张跋扈，打压一切；另一面他们的负担日益加重，精神痛苦日益膨胀，没有出路。热孜万古丽是怀着期待的，希望通过对笔下人物悲欢的描写，在袒露两性悲剧的同时，拓宽环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文化景深，展现作者对该地区独特的文化心理及忧思，并希冀以此探讨生存在这一地域的人类的最终命运。

一、分裂与失语的疯女人

在热孜万古丽笔下，女性失去了有声的话语权，被流放到“他者”的位置，她们走向两个极端：一面遭受男性对她们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百般折磨，内在痛苦不堪，渴望出走；一面对自己的处境沉默，把生活中所有的期望寄托在男性身上。热孜万古丽的小说不仅表现了女性在乡村父权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状态，也以女性“母性”和“孕育”本能被压制为切入点，反应出人类整体即将走向消亡的忧思。在内外矛盾的冲击下，女性一步步地脱离正轨，被父系社会的权利体系所抛弃，被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污名化，被迫一步步地走向疯癫。“疯癫象征着主人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焦虑。疯子是‘他者’、‘边缘人’的代名词。”女性被推向更边缘，成为父系社会不被需要的人，失去自身的存在价值，或是分裂成“疯癫”的女人，或是分裂成“等待”的女人，她们虽然个性强烈，生命鲜活，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但在父权社会的阴影下，她们被一步步推向毁灭。

《沙枣花》中的赛丽麦，在沙枣林里幻想着一段两情相悦的爱情。然而，父母决定将她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男人。新婚之夜，男人的野蛮与兽性打破了她对爱情的美好幻想，男人在她那里满足了生理欲望和心理控制欲，“男性通过控制女性的性爱来控制女性的身体”。赛丽麦选择半夜出逃来反抗男性的控制，在一路颠簸的打击中精神慢慢失常。这是她的第一次分裂，让她明白父系家庭的虚伪，父母的安排并不是为了她的幸福，也让她明白父权社会中，她的个人意志和独立性是不被允许的。在古老的父权体系中，女性只是男人的泄欲工具，家庭的劳动工具和家族权力的交易商品，难以逃脱“男性附庸”的身份。但是就算被逼得走向“疯癫”，赛丽麦仍然执着于一份纯粹而美好的自由恋爱。住院治疗期间，在荒淫伪善的年轻医生的谎言下，她又一次迷失了，委身于他并怀了他的孩子，被生育所束缚。“生育不仅统治和扭曲妇女生活，而且摧毁她们的选择和参与更广泛的生活当中的能力。”在被父权体系定性为“疯子”之后，赛丽麦精神完全崩溃，但这种精神失常是她自我觉醒的表现，她借此得以摆脱男性对她身体的控制，成为自己身体的主宰，她在男性世界中“脱轨”，也在其中寻找到了自我，但她反抗的悲剧结局表明了父权社会的压迫对女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及女性在反抗男性的控制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处于等待的状态的女性虽然没有“疯癫”，但其形象更加可悲、可叹，她们永远无法逃脱困境，她们必须日夜看着自己的悲剧不断上演，她们必须不断接受自己更加悲惨的境地，直到死去。“疯女人”和“等待的女人”是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脱轨后呈现的两种形象，再无其他身份可以依附。《飞蓬之梦》中的阿依姆古丽的等待是虚无的，她等待着穆罕默德娶她，带她离开农村，但她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等待中逝去了，等待她的归宿却是一个五十岁色鬼老头。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没有更多的选择，阿依姆古丽渴望同穆罕默德成立家庭，摆脱既有的人生命运。她渴望通过男人，获得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机会，在父权社会中，阿依姆古丽似乎是“不存在”的，她只是家庭中的一个工具，她“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保管她过去存下的东西……没有变化的延续和抚育生命……以丈夫为中心，借此超越自身，和社会群体相连。”阿依姆古丽渴望逃离乡村、逃离父权社会的束缚，但她的愿望是父权社会所不允许的，她被穆罕默德这个理想化的男性形象所欺骗、“抛弃”，在被迫等待中，她的美好期望也成为了泡影。

与同样被“遗弃”的阿依姆古丽不同，在短篇小说《晨露》中图尔逊尼牙孜汗则是完全自愿且固执于等待的。她是被男权化的女性，彻底失掉了女性话语，在维护男性社会既有的权威的过程中，寻找自己迷失的女性身份。图尔逊尼牙孜汗心甘情愿地苦苦等待背叛她的丈夫七年时间。这是作为被彻底男权化的女性的无奈，唯有依附家庭她才能生存，失去了丈夫，也就失去了在父权社会生存的“通行证”。图尔逊尼牙孜汗嘴里说着男性的话语，她自己的声音早已消失，她丢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成为了“他者”，而“‘他者’的异化正是他者完全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体验他者的存在常常感到精神的分裂，即使真正的我也不敢言说。”图尔逊尼牙孜汗顺从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气质构建，为了避免走向更加悲惨的命运，避免“疯癫”，她只能选择永远等待下去，将自身的归宿悬置起来，这是她仅有的卑微的反抗，也是她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获得物质资料得以生存的方式。

热孜万古丽笔下的女性不论生活给予她们怎样的变故与打击，或者父权势力（包括男权化的女性）强加于她们有悖她们心意的决定，她们都选择接受，这种看似“不幸而又不争”的女性形象正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失语的表现。与自然属性有着高度联系的女性，具备延续群体的能力，而环塔克拉玛干地区的女性的疯癫状态让热孜万古丽产生了深深的忧思，在现代文明强力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她在女性的痛苦中感受到，这一地域人群的延续性正在逐渐消逝，她在文本中为女性呼喊，也是为这人类文明中宝贵的一支发声。

二、沉沦与逃避的怪男人

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环塔克拉玛干地区的女性生存状态依旧延续着古老的模式，她们无法独立出来，她们依附于男性生存。男性则在享受以此带来的优越感的同时，也承担着难以言说的身心压力与痛苦。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靠体力劳动生存和养活家庭的男人面临更多的压力，他们需要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工作，来获得一定资本维持自身的身份地位。传统男性在压力之下走向分裂，一面具有压抑性，一面又具有反抗性。在热孜万古丽的小说中，被压抑的男人的男性气质日渐衰落，在冲击面前选择逃避，甚至主动抛弃自身的身份和追求，堕入无聊和空虚之中。拒绝承担原有的社会、家庭责任的男人纷纷选择出走。具有反抗性的男人，他们反抗的方式就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戕害女性，以期在施虐的精神愉悦中再次收获男性气质，获得生存的自信。相对于传统的男性形象而言，他们更多地扭曲了自己的形象，利用怪异的行为方式将自己隐藏起来，要么沉沦要么逃避。

《双胞胎》中的弟弟玉山，他首先丧失了自己主体意识，替哥哥顶罪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年，他将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在监狱里浪费掉了，不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权利，关闭了走向社会承担责任的道路。最终出狱回家后，面对街坊邻里的指指点点，他充耳不闻，从来不会想到去反抗，去为自己解释，以重新获得人们的认可。相反，他已经失去了重返人群的能力。在和那个年轻女人的交往中，玉山也显得迟钝木讷，丧失了主动和积极，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展现男性身份，在女性面前表现得疲弱不堪。他找不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只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生活变成了一个永恒的黑洞，将他吞噬。

在《天使》中，男人的控制力日益减弱，传统的权威形象也被进一步消解。年轻的男人沉沦于虚无，老年的男人则是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忍受一切事物的变化。艾孜木大爷面对突如其来的女孩儿拜合提汗，把她当作天使，甘愿为她抚养11年的孩子，她来无影去无踪，任性自由，最终只有艾孜木大爷和老伴儿孤零零地在又大又宽的院子里慢慢老去。这也许正是年轻男性最终命运的预兆，子女只是他人生的过客，他的价值不过是个“保育箱”。“体力劳动者的男性气质也是一种抗争性的气质。”玉山和艾孜木大爷心理和生理的衰败，使得他们被迫退出了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也不可避免的失去了他们的男性气质。热孜万古丽将男人推到促狭的境地，在小说中对他们的叙述基本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并以此说明男人的不在场，以及男性气质与形象的日益跌落。他们原本的形象被摧毁，变成魔鬼般的形象，并且自此消失，再无辩诘的机会。

热孜万古丽不仅关注女性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也关注男性的生存命运，她在对男性有限的描写中隐含了对现代文明背景下男性气质重构的期待。各类故事中的男性为了实现其性别身份和重塑“霸权式”男性气质，承受着巨大压力，深受其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既是父权社会的得益者，同时也是其牺牲品，现代文明带来的社会变革，悄然改变了性别角色的定位，男性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早已崩塌，固有的“父亲、丈夫、供养者”的角色日渐扭曲。传统的男性身份已然瓦解，男人的自我身份也随之丧失，与此伴随而来的是男人对女性剥削的日益加深，女性反抗的不断加强以及女性解放的持续深入。男性气质的颠覆对于这一地域群体而言也并非坏事，至少这一现象正在推动这一人群在痛苦的挣扎中重获新生。在热孜万古丽笔下的故事中，男性的行径虽然丑陋不堪，但最终都没有诉诸暴力。热孜万古丽渴望这一地域的男性建构理性的气质，她在揭露男性生存困境的同时，更多的是希望他们与女性携起手来共同面对问题，她对这一地域的人充满了期待。

热孜万古丽致力于向人们传达环塔克拉玛干边缘乡村人群的生存现状，她以细腻的笔法向我们展现了该区域人们的生存体验。热孜万古丽的作品很少以一个代言人的身份直抒褒贬，而是退回到旁观者的角度，尽可能冷静地表现人物的真实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她笔下的男性和女性，尽管是生活在塔克拉玛干乡村的一些小人物，但透过他们的人生变幻，我们得以反观自己的命运。在热孜万古丽的塔克拉玛干悲歌中，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不难发现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义媛.被放逐的疯子[J].北方文学·下旬，2014：06.

[2]李春明.《可食的女人》中的女性身体和男性制度[J].肇庆学院学报，2016：07.

[3]戴桂玉.生态女性视角下的主体身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

[4]（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183.

[5]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

[6]叶攀.否定的身体：北京市Q村工人的压抑男性气质[J].文学与文化，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