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人物或一件事情的了解往往要通过相当长期和反复地认识即使如此，也常常不能做到十分全面和彻底。此外，观察者本人的洞察力和所处的地位也相当关键，在这一方面，成人就要比孩子有利得多。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对于从小就认识的陈明达先生，在我的记忆里，对他的印象似乎是既清晰又模糊，既熟悉又陌生。因此，很难一下子就准确地勾画出他的整体轮廓，而只能够依靠许多点滴的回忆，来逐渐拼凑中国建筑史学界这位著名学者的形象了。
　　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最有可能是在北平故宫午门外西朝房内的营造学社。大概是1936年的夏天，在随母亲去中山公园(原明、清王朝的地坛)的途中经过那里。大致记得当时学社中的工作人员不多，但大家都在无声地忙碌着。由于对他们都不认识，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既不敢向前探视，也不敢提出任何问题。按照现在的推想，当时正值父亲等从外地调查归来，包括陈先生在内的有关工作人员，一定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后续的整理工作，自然谁也不会去注意我这个临时出现的“小把戏”。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和梁思成、杨廷宝先生三家一同离开了北平，但这时学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并没有与我们同行。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免人员众多、目标过大，引起日寇和汉奸的注意。而另一种最大的可能，是当时还在北平的一些学社人员，正在社长朱老先生的直接指挥下，将经过多年调查、研究的文字资料和照片图纸，进行全面地清理，并将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予以保存。后来运送到天津并寄存在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仓库里的一大批学社资料，很可能就是陈先生他们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1937年秋，我们和梁先生家都已安抵远离战区的湖南长沙，不久学社的三位工作人员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也先后赶到后方，但由于住所的分散以及学社的工作尚未展开，以致我们未能见面。后来，随着日军逐步向华中进逼，武汉和长沙已不复安全而敌机的轰炸亦日益频繁，于是在学社成员们商讨以后，决定再西迁至云南的昆明。不久梁先生就率领绝大多数人员先行出发，而我们因要返回湘南故里省亲，所以另为一路。
　　1938年春，我们途经广西、越南也来到了昆明。这时先期到达的学社成员们已经集中在城南的巡津街，并建立了工作地点。而后到的我们却另住在城区西北的兴国街，其间的往返距离，几乎要穿越整个昆明市区。因此除了每天去上班的父亲，我们和学社的人仍然没有机会在一起。后来由于日军入侵越南，昆明市也成了轰炸目标，学社为此又迁到了市外东郊的乡下。可能也是因为住房不够，梁先生和奠宗江、陈明达二位以及学社的办公地点都安顿在麦地村，而我们和刘致平先生则不得不住在它以西三里路的瓦窑村，每天来回工作自然很不方便。于是大约在半年之后，我们和刘先生终于也搬到了麦地村。从此学社来到大后方的全体人员，才真正得到了“大团圆”。而我也在这时，才首次见到了陈明达和莫宗江两位学社中最年轻的成员。
　　位于麦地村西南隅的兴国庵，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尼庵。但其平面布局和我国传统的佛寺尼庵颇不一致。不但其庵门未建在寺庙的主轴线上，反而偏置在它的西南一隅。而且入门后竟是一区供奉“送子娘娘”的别院，经由此院东北的小门，才得以进入建有大殿的主要庭院。学社就是以这一别院为中心，工作室设在面积最大的“娘娘殿”内(神像都用布幔遮挡起来)。位于此院西侧的三间廊屋，是梁先生一家的住处。陈先生和莫先生则合住在大门内东侧的小屋里。刘致平先生另单独住在紧靠大殿的小房间内，由于他的家眷当时还没有南来，所以也算是“单身汉”。他们三个人合在一起开伙，但烧菜时，大多都经由陈先生之手。我过去看到的这些事都是由妇女们干的，所以当陈先生套着白围裙站在炉前掌勺时，确是感到很稀奇。据陈先生后来自称，他之所以能烧出一手好菜，完全是出于他母亲的嫡传衣钵。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竟然始终没有机会一尝他所制作的美味佳肴。
　　这时营造学社的调研工作已逐渐走向正轨，开始的对象都选择在昆明市内及其近郊，后来才逐渐扩展到云南全省，以及四川和西康(这省解放后一部划入四川，一部划入西藏)。因此，学社人员外出的路程愈来愈远离开的时间也愈来愈长。除了女社员林徽因要操持家务(赡养老母亲和一儿一女)必需留下来，那些艰辛的田野考察和测绘工作，自然就都由其余的五位男士承担下来了。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在我国的建筑学界和考古学界中都已经颇有名气，但学社中的人气似乎就不曾兴旺过。即使是在1935～1937年的全盛时期，社中上至朱老社长下及勤杂人员，从来都没有超过二十个人。而当时外出进行田野调查和归来撰写报告以及绘制图样的主要力量，也就是撤退到大后方的这几位了。虽然后来在时间、地点和环境上都已大有改变，但他们的工作热忱和敬业精神仍然一往如昔。在1939年至1942年的四年之间，他们的足迹遍及西南地区遗有重要建筑古迹的大部市县并以出色的工作，向国人和世界揭开了这一地域古建筑几千年来不为人知的神秘面纱，特别是在汉代崖墓、石阙，唐宋佛教和道教石窟与摩崖石刻、塔幢以及各种形式的民居等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又发掘和补充了大量十分珍贵的资料。关于历次调查的路线、地点、内容和人员，在父亲这一时期的有关文记中都有述及，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但从中可以得知，陈先生是始终都参加了这些工作的。然而从目前仅存简短记载的字里行间里与少数十分珍贵的照片(如对汉阙的测绘)上，是不可能表述出他对此项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之万一的。
　　除了对西南地区的调研工作以外，学社的工作人员还对过去一些未了的工作继续进行整理和研究。例如在抗日战争以前调查过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它建于九百多年前的辽代外观八角七层，高64余米，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和最高大壮丽的楼阁式木塔。对它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国建筑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梁思成先生为此撰写了专文，而陈明达先生除了精心绘制了该塔的大量图纸外，又对其木结构体系和构造作了进一步深入和长期的探讨，并且将这项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对陈先生的生活印象方面，他的籍贯虽然也是湖南，和我家是大同乡，但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家乡话。从黑黑的皮肤，深凹的眼睛和中等略瘦的身材来看，他更像广东人。他的性格偏于内向，平时说话不多，但思维敏捷，并善于思考(从那丰满的前额就可以看出其高智商和聪慧)。他的衣着一贯整齐清洁，从来未见有邋遢和不修边幅的现象。平时经常穿一件长袖白衬衫和一条有两根背带的西式长裤，并在口里叼着一只弯曲的西式烟斗，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颇有些“洋气”而与众不同。就我所知，除了工作以外，他和学社其他成员的交往都不很密切与我们这些孩子也极少接近，所以我们都有些“怕”他，都尊称他为“陈先生”，而与被孩子们唤作“老莫”的莫宗江先生，有着很大的区别。
　　1940年日寇加强了对昆明市的空袭行动，又有从地面进攻云南的企图。营造学社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再内迁四川，这时举凡学社全部图纸资料的整理、装箱、启运，交通车辆的联系、安排以及沿途一切大小事务的处理，基本上都由陈，莫二位先生承担。他们那时都才二十多岁，虽然年富力强，但要在气候恶劣和路途艰险的情况下，维护学社一行老幼十几口人的长途旅行安全顺利，实在是一件不易完成的艰难任务。这一路上，大家都因天气的寒冷和车行的颠簸备受煎熬但他们二位还要另外加上在体力和精神上更多的压力和付出，而这些则是在正常情况下无从比拟和估量的。
　　我们的目的地是宜宾市和南溪县之间的李庄，这是一座位于大江之滨的小镇，到达时是1941年1月，正值当地阴雨连绵，浓雾弥漫，气温又冷又湿，这和阳光灿烂的昆明有着天地云泥之别。学社所在地位于镇西约两里的月亮田村，与以后到达的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隔垣为邻。入口的小门开在西面，里面有一区相当大的庭院，主要建筑坐东朝西。学社将工作室设在中间，南、北二端则是梁先生和我们的住处。再往南有几间小屋，是“单身汉”们的宿舍。不久以后，学社从宜宾招募了一名新成员是刚从中学毕业的罗自富《后来易名罗哲文》。他接物谦和，平易近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所以很快就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而学社的“单身汉”由此就从三人增为四人，于是我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在玩扑克，但那些纸牌都是由自行剪切的卡片和手工绘制成的，因为在抗日时期的后方小镇里扑克牌已经成为极难购得的珍稀商品。
　　大约在一年以后，我家就搬到镇上去了，因此与包括陈先生在内的学社人员的接触基本中断。但是在月亮田的那段时光，仍然保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只是和学社有关的较少一些。其中的第一件，是某天在学社的工作室里，大家正在围观由陈先生精心制作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立面图。这幅悬挂在墙上的墨线图约有一米多高，它的详尽准确和瑰丽壮观，使学社在场的人员都赞不绝口。这也是我首次看到如此大幅的古建测绘图，虽然对其内容一窍不通，但它的精致和美观，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由此产生了十分仰慕的心情，希望将来自己也能画出这样好的图画来。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个初夏的下午，这时阳光明媚，户外野花盛开。听说陈、莫先生要在外面画画，所以也急忙赶去看个究竟。这次他们可不是用钢笔和墨水，而是带着装水的小罐子和各种色彩的颜料，另外每人还有一块画版和一只小凳，这是他们对水彩画的首次实践，也是一件我从未听说和见到的新鲜事。对于他们作画的具体内容、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我都已经不再记得了，留下的深刻印象，则是他们的绘画行动，给学社当时表面上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一次意外的小小波澜。
　　为了工作方便，1942年秋我家又从镇上搬到西距月亮田村一里的偏朝门村。住在一座四周以竹笆抹泥，墙上覆茅草顶的普通农舍里，它位于小村的最东端，附近丛生着许多竹林。为了安全，我们在房屋周围建了一圈竹篱，并畜养了一只凶猛的长毛大狗。这时陈先生也搬来和我们同住，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平时很少讲话，也不到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我家来串门，下班后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据我所知，他的业余爱好还是很多的，除了继续试图破解那几道世界数学中的难题(好像是几何方面的，其中一道是“以作图法三等分任意角”)，还有就是画山水国画，或在围棋盘上自我打谱。那时学社先后来了几位进修的年青学入，如王世襄、卢绳、叶仲玑等(大多都来自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但从未见过他们前来造访，虽然学社与偏朝门村近在咫尺。我那时也极少去那边玩了，因此上述的几位先生仅偶然见过几面，对他们在学社的情况，可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只是在1943年到了沙坪坝，乃至解放以后，由于生活和工作上的关系，才对卢、叶二位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和认识。
　　大约是在1943年的春天，陈先生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而且还是从远方上海来的一位女客。听说她是陈先生的未婚妻，名叫李淑其，是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很斯文的女性。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因为这么些年来，整个学社还没有哪一个人知道陈先生有这么一位亲密的女友。因此，大家对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到家，深表叹服。婚礼在不久后很快就举行了，但没有任何宣扬，也没有请客，所以外面的人(如比邻的中央博物院和在板栗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熟人)都不知道。没几天李小姐就返回重庆了，偏朝门村这幢农舍里又恢复昔日的平静。
　　这年暑期父亲接受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延聘，所以要举家东迁重庆。为了使我能上一个较好的中学，趁陈先生六月间赴重庆之便，请他将我送到在中大学习的舅舅那里。这路上短短的三天，就成为我和陈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最后的邂逅了。直到20多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才在北京再次和陈先生以及他的夫人相遇。这时陈先生已活跃在文物圈中，除了参加一些调查工作，还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上发表了多篇论述。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
　　我和陈先生几次较大的接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次是全国从事古建筑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与若干单位的领导，在安徽芜湖开了个全体大会，到会的老先生有龙庆忠、单士元、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杜仙洲等，各地的中青年学人也大都参与了。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全面恢复和发展我国古建筑的科研活动。另一次是中央文物局在1973年8、9月间，组织了一次国内古建专家对山西古建筑的考察。由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带队，共有十五人，除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彭卿云、祁英涛等和建研院的刘致平、陈明达以外，各高校有南京工学院的杨廷宝先生和我，清华的莫宗江，天津大学的卢绳，杨道明。考察的地点以太原、大同、应县、五台……等地为重点，参观内容则以佛寺，佛塔、石窟为主要对象。这次时间先后约有20天，但由于行程安排十分紧凑，参观中的奔波也相当劳累。所以到了晚间，老先生们大多都已休息，没有机会前去领教。对于1962年刚刚才入门的我，是丧失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自此以后，古建筑学界虽然又开过多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会议，也请了刘致平和陈、莫三位先生莅临指导，但始终都没见到他们的光临。缺少了这些有真才实学的老专家与会，应当说是建筑史学界的重大遗憾。久而久之，以致许多后来参加工作的中、青年人，甚至连他们的大名都不知道，真是令人为之扼腕!
　　除了陈先生著名的巨作《应县术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以外，他又参加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编写。而他的生平事迹和其他的许多论述，都已由他的近亲殷力欣先生代为整理，并集中发表在《陈明迭古建筑与雕刻史论》一书中。但是陈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学所作的种种重要贡献，绝不仅止于此，他还留下了大量的遗著待整理，因此还有待今后大家更多的发掘和研究。
　　仅以此文纪念陈明达先生的逝世十周年，并表达我个人深切的怀念。
　　
　　作者：刘叙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