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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与文学

边雪   
海风
2020年4期

城市是一片深海,我们是一群随波逐流的浮游生物,漂流地久了,总有些不安于黯淡的飞鱼想要高高地跃起,看一看那洒落在海面的白色月光。作家是那轮月亮,从海面下静静升起,静静照耀,沉没,然后周而复始。浪涛之中月光的时隐时现也许就是文学存在的终极意义。

城市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文学传统却如同呼吸般稀薄绵长。从最初的神话,歌谣,史诗到后来愈加地摇曳多姿,一路高歌亢进,伴随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城市已如灼灼野火,燎尽荒原,文学亦是带着这火热的烙印出生,失却往日清凉,更加炙热。忆及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外来文明与殖民主义如洪水般涌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的商业生活方式风靡一时,触动了老中国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上海。城市的威力前所未有地被放大,无轨电车,外国电影,舞厅,咖啡馆,以不容置疑的姿态侵入现代城市生活,催生了另类的文学宠儿,现代派文学,我们不会忘记穆时英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里面近乎梦呓般的描述着那“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飞扬的裙角”,我们也能看到徐迟以明朗的态度吟诵着“我来了,二十岁人,从植着杉树的路上,穿着雪白的衬衣,印第安弦的网影子,在胸上”,我们也感同身受已届中年的婵阿姨在城市街头所感到的难言骚动以及它如汽泡般无声的破灭。同时,行将就木的封建家族制的崩塌显得格外地心惊动魄,在茅盾笔下,刚进入城市的吴老太爷在看到那如游蛇般吐着舌头的霓虹字——LIGHT!HEAT!POWER!时不由悚然一惊,很快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去世。这是关于城市的现实与想象的双重建构。

随着时间的潜流,市民阶级的新兴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封锁,沦陷区的上海迎来了她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学天才一一张爱玲,张氏的出现是文坛上的惊鸿一瞥,同时是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了沦陷区墨色的茫茫夜空。她以少有的早慧和过人的才情缔造了大俗大雅的沪港市民传奇。在早期由张爱玲亲自设计的《传奇》封面上,是一幅典型传统中国闺阁图,坐着绣女红的女子,旁边则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此时画面外,一位带着斗篷的现代女子探头好奇地向房中张望着,那绿色的极不协调的身影似乎昭示着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传统的重新审视。张氏的文字无不浸染着现代都市的色彩,从作品内容到受众,都与城市的气息紧紧相连着。从上海到香港,在城市的游走间,在纷飞的战火里,我们看到她努力构建了一个属于普通人的传奇世界,她笔下形形色色的女子,处在激越的城市文明带来的变革中,又无法摆脱来自悠长传统的负荷。我们看到,张爱玲一面偏爱着苍凉,一面又深深沉浸在现代都市所带来的琐碎生命欢娱中,她不厌其烦地描述着公寓下的电车声,各种华美的奇装异服,马路上随风飘来的汽油味道,街头热闹的电影海报,对她而言,这是城市给她的生命烙印,是在那惘惘威胁中唯一值得微笑起来的世俗风景。

而在历代的皇城北京,则土生土长起了独特的“官样”文化,作家老舍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塑造了一大批北京小人物的生存图景,善良而固执的旧派市民,虚荣浅薄的新派市民,贫困无依的底层贫民,坚毅勇敢的正派市民。北京城里的大小杂院,四合院,胡同是这些人物上演一幕幕悲喜剧的天然土壤和舞台。老舍不仅将人物置于文化批判视野之下,深入探讨了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制约之下的世态人情,而且揭露了城市文明病的产生,批判了城市贫民的国民性弱点,从而使作品意蕴更加厚重。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也在对乡土文明的追忆中完成了对都市“阉寺病”的探讨。

进入到当代后,文学已经在市场经济的袭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陈染,林白,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中出现了对当代都市文化的反叛,她们用身体叙事来大胆宣示对周遭束缚的藐视。而刘震云,池莉,方方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更是细腻地表露了在物欲横流,利益当头的当代城市,知识分子生活的卑琐以及精神生活的缺失,以及底层贫民生活的艰辛与亲情爱情的缺失。我们看到小林们,印家厚们在物欲的社会中挣扎,当生活捉襟见肘的小林见到昔日的喜欢写诗的大学同学在菜市场卖鸭子时,从不屑,难堪到了最后被反启蒙,最后对不能卖鸭子的生活感到郁郁寡欢,想到“要是多几天这样的机会就更好了”。在这里,金钱已经成为主宰人物精神的唯一因素。所有这些,现实欲望与精神追求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对现代海派文学的回溯。

至此,想起德国的本雅明一再提及的概念“灵晕”,这位生性敏感的学院派哲学家很早便感受到了机械化和技术化的当代生活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正在进行着的和尚未到来的种种变化和冲击,以及这种冲击所裹挟着的某种危机。我想,这所谓的灵晕,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那一片人人想仰望的白月光吧——几千年来,我们时时不能忘怀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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