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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全程。而作为一个新海南人，1992年就来到这个热岛上，虽然错过了刚建省风云激荡的那段岁月略有遗憾，但通过阅读史料，与许多当年的风云人物接触访谈，自己仿佛也补上了那堂课。再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海南，重现了一种1988年“10万人才下海南”的势头，作为亲历者，我也得以回溯当年状况;还由于自身“观海者”的习性，虽无弄潮儿的壮怀激烈、发奋有为，倒也有一份独特的理智与清醒。于个人而言，回顾自己在海南的27年经历，大体可概括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还处在一个蛰伏期，进入21世纪以后，才在文化领域有所拓展和建树，成为海南文化活动观察者、评论者和组织者之一。

我是1992年12月来到海南的。1992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事发生，那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下海”也成为热门词。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该杂志是国内社会科学界最权威的杂志，就我个人的特点来说，也挺喜欢、适合这一工作。但那个时代的闯海人就有这么“冒失”，我是辞了公职，“光板”来到海南岛的。回想那一幕，当时京城略显保守的环境、自己求变的欲望加上爱冒险的倾向、海南开发的吸引等，都是诱因。具体的情况如下：那时北京有一座亚洲大酒店，是总部设在海南的中国寰岛集团总裁王福生投资建设的，他在海南的总部需要一些“高级专业人才”。他也跟我们面谈，当时年近花甲，却依然霸气十足、充满雄性魅力的王总的气派与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二话没说，很快就答应奔赴海南岛。王福生确实也是海南建省时期的风云人物，非常有个性。

1992年底一直到1994年的海南岛还是很热闹的，很有活力，到处是开工典礼，报纸广告经常是厚厚的一叠。我在寰岛集团总部负责宣传、策划工作，寰岛集团是当时海南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负责海甸岛东部的整体开发。刚开始我们的业务也非常繁忙，设计制作广告、联络记者报道，与各种各样想跟寰岛合作的广告公司、媒体人等打交道。寰岛集团在岛内投资众多，尤以较高水平地建成了海口四大开发区之一的海甸岛东部开发区，在海南开发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一笔。迄今为止，海甸岛还是海口乃至海南最有魅力的地区之一。这与王福生是国内最早从事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有关，他较早到国外考察，建设理念如“21世纪不落后”等至今仍有价值。他在岛内建成第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寰岛大酒店（大部分的宣传资料由我撰写，酒店内很多厅堂的命名来自于我笔下）、第一个海滨浴场——白沙门海滨浴场、私立名校岛小学、收购琼海罐头厂等举措，都是海南当时的热门新闻，有些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岛外如北海、深圳、北京等地寰岛集团也有涉猎，那时我们也会到外地进行宣传推广。我在深圳博物馆就看到一张照片，是王福生举牌击败香港内地多个对手、拍下深圳香蜜湖“地王”的情景，王总一脸豪气，志在必得。那次拍卖，也是深圳乃至国内土地拍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金额超过10亿。不过，如今看来，拍下那块“地王”却没有保住，更没去开发，不光意味着寰岛集团不复当年之勇，开始从高点滑落，也是海南开始退潮的标志。我们做宣传的也感受强烈，随着海南热的消减，办公室也冷清下来，再无各路人马争相求见的壮观场面。

1995年底寰岛集团又进军足球行业，再度引起了全国关注。从中也可看出寰岛集团当时仍是国内响当当的企业，“北有万达，南有寰岛”的口号也可见一斑。当时四川画报曾有一篇文章写王福生是中国首富。我觉得王总看到后是既开心也不开心，他毕竟是国有企业老总。于是派我去四川成都，找作者吴世平先生，要他做个说明。我到成都后见到吴先生，他是第一代闯海人，留学过日本，善写俳句，曾在海南开发报任要职。我们很谈得来，他给我写了情况说明，让我完成了任务，我们也交成了朋友。足球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当时我带着记者去武汉、重庆等地采访，自己也手痒，写起了足球报道与评论，很快在海南体育评论界有了一定影响。那个时候黑哨横行，我也受王总委托，去央视反映情况，跟张斌、黄健翔、刘建宏诸君结识。还有一次，记得是1996年下半年，寰岛员工开大巴去佛山看球，在广东界内一路上看到汽车的、家具的等等专业市场与各类工厂鳞次栉比，感到海南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世界进入“中国制造”时代，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1998年，王福生总裁离开寰岛集团，新任总裁袁绍理派我去重庆前卫寰岛足球俱乐部担任副总经理。那个年代的足球大环境不好，我不太适应。当然运作一支球队就是运作一座城市，刚成为直辖市的重庆也处在大发展的进程中，尤其球迷的热情很高，我也增长了一些才干。寰岛队是当年的强队，拥有李章洙这样的名帅，高峰、彭伟国、姜峰、符宾、马克、保罗等名将，又是重庆直辖后的“城市英雄”，在国内都有较大影响。1999年底我又回到海南，2000年起在商旅报、特区报都担任过编委，主要从事体育报道、评论、编辑工作。

大约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或者说更早，我开始回归读书、写作的生活。记得刚从北京来到海南时，巨大的文化落差让我流了半年的汗，“在这能找到人跟我聊陀斯妥耶夫斯基、克利、毕加索吗？”当时我常扪心自问，这当然是自己视野有限、顾影自怜，其实山外有山，海南当时已有很多高水平文化人。不过此前无论是负笈南大的四年，还是京城工作、游学的八年，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艺术迷”，电影资料馆看“参考片”、买音乐磁带、看画展买画册，更不用说文史哲类图书的贪婪攫取了。可以讲，来海南之前我的大部分素养已经具备，或许在海南也是在等待时机吧。

热心文化的人总还是有的。像此后在海南文化界有持久影响力的韩少功、蒋子丹、晓剑、崽崽、李少君等老师那个时候已经认识。也曾动过去当时刚创办的《天涯》杂志的念头，重续我在社科杂志社的编辑生涯，但蒋老师一句“那可比你在公司里拿得少得多”的话阻止了我的又一次冒险的念头。李少君兄则关注时代文化变化，对我们这些在公司里的文化人颇为留意。我当时也在《海南日报》《海口晚报》《绿报》等媒体中发表了一些诗文。但客观来讲，当时海南各界估计对我在《海南日报》上发表的球评印象较深。

21世纪以来，海南尽管没再重现1988一1994年的癫狂，却也回归了理性，内地高速的发展，使得海南生态、环境的优势凸显了，人们也能够来享受“生态省”“国际旅游岛”的美好生活。由于种种机缘，我也得以在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上，做了一些实事，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堪称与海南文化共成长。

我从小喜欢美术，小学时就爱画画，后来看到外曾祖父、外祖父画的画（那个年代还不知道自己是画家的后代），还真有点他们的遗传。后来进入南京大学，学的虽是中文，但南大有“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声誉，比较重视通识教育，再加上那个时代比较保守，不用说看到绘画原作，就是好画册都一册难求，南大礼堂的中西绘画讲座就十分受欢迎。作为热心听众，我也从那初步了解了美术史。到了北京后，自己爱好，加上朋友贾晓伟的影响，经常到各大书店买画册，对中西美术等渐渐熟悉、热爱起来。

我是推崇文艺复兴百科全书式人才和中国古代士大夫全面修养的人，自己也试着在往那个方向努力，当然根本达不到那么高的目标，但个人觉得把格提得高一些有好处，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来到海南后，艺术方面的空气更加淡薄，但是20世纪90年代像何家英画展、港澳艺术拍卖会等，我也参与了，可见对此尚有留恋。进入新世纪的海南，在文学艺术家们更多被商业大潮“绑架”去写广告词、画招贴画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回归本体。海南文学艺术界由于有颇具实力的本土文艺家与旅琼文艺家的存在，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作为一个长期对艺术感兴趣、对中外艺术史有涉猎的人，在刘贵宾、刘运良、李少君、孔见、蔡葩、王锐、程连仲、王隽珠、谢源璜、易至群等老师的鼓励下，我也投身到艺术评论事业中。迄今我已为海南数十位艺术家撰写了评论，为数十次画展撰写前言、评论并担任学术主持，还成为海南艺术节、南海文艺奖、海南“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委，也以艺术评论文章《开放的城市，开放的美术》荣获南海文艺奖。具体来说，这一过程的关键，跟与刘贵宾老师的相识有关。2003年初，天津有影响力的油画家刘贵宾老师在海口东湖边的省书画院展厅举办画展。我当时是特区报编委兼文体部主任，看完画展后，我感到这位画家的水准很高，如果硬挑毛病，则是个人风格不够凸显。我当时犹豫了一下，还是坦率地向贵宾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没想到他欣然接受，还邀请我成为他拍卖会的嘉宾。

就此，我开始接触海南美术界，认识了李涵、刘运良、王昌楷等旅琼画家，王锐、丁孟芳等本土画家。后来在《为“海南画派”画像》一文中，我也回溯了海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术发展史，无意之中，我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变化叠合了：本世纪以来，海南由于生态环境的优势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吸引了一批旅琼文艺家来到海南，他们有些如候鸟式的居住，有些则选择了定居。他们此后与海南文化界融合，促成了具有海纳百川气概的海南新文化的产生。我在《海南美术一定会有大气象》、《“在海南”很美好》等文章中，对这些现象有所描述。

此后，最重要的是《新海岸》杂志的创办。那是2009年1月1日，当时也是海南省博物馆首度开馆之际，我与贵宾老师不约而同地来此参观，当时贵宾老师正与孔见、刘运良、蔡葩等人筹备办一本具有文化内涵的艺术杂志，缺一个艺术评论方面的主笔，贵宾老师一下想到了我，并于当天撮合我和几位主创人员见面，我们五位也就成了新海岸实际的创刊人。在聘请韩少功老师等担任顾问后，这份期刊从创刊伊始就坚持以学术文化为引领，在大文化的关照下，展示、审视海南艺术，推动其向前发展。即便以今天苛刻的眼光回看，这份存在了八年的“民间内刊”，仍有不俗的品位、出众的风华。作为该刊的副主编，我没有负责具体编务，较多负责撰稿。我是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有了这个阵地，就分外开心和满足了。与朋友谈文论艺、观画评画、共同成长的感觉真好！《新海岸》杂志第一期，我是执行主编，写了有关刘贵宾老师的万言长文《百川汇海蔚为大家》，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还写了易至群老师的《上天入地，墨彩神游》、谢源璜老师的《野性与自由》、李涵老师的《“猴性”复“牛劲”，老者有童心》、乔德龙老师的《“书画非我职业，乃我志业”》、程连仲老师的《先塑造自身，再塑造众生》、王隽珠老师的《独立天地间始得真山水》、李生琦老师的《他执着地追求“这一个”》、梁峰老师的《唯艺术能安妥身心》等画家论，同时写了《海南画家群生态勾勒》《海岸常新人物风流》等总结性文章。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我对海南美术的认识，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海南美术。

此后，随着2012年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2013年海南画派系列展览及研讨活动，作为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会副主席以及艺术评论方面的主要作者之一，我对海南艺术界的观察思考更趋全面深入。在担纲国新书苑学术主持之后，也参与策展，主持了多场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还参与了黄加蓝艺术沙龙的全程策划及组织，这些经历都体现在为黄加蓝艺术展所写《临界点上群体绽放》、为纪念刘运良先生去世而写的《刘运良黄金十年》、为裘缉木先生省博画展所写的《裘缉木：我将上下而求索》、为刘克银老师国新书苑展所写的《有趣好玩心不老》、为符国平先生两次画展写的《“那个年代”的悠远辉光》、为丁孟芳老师画展而写的《画出“阳刚海南”的女中豪杰》、为王雄先生画展而写的《雄风猎猎异彩斑斓》以及为王锐先生画册及画展而写的《理想家园心灵牧歌》等文章中。因为海南美术评论人不多，我也应邀为海南省美协、省青年美协、省民族美协、中国写生俱乐部海南分部、海南女画家协会等主办的展览撰写前言。尤其是作为海口市美协顾问，深度参与了其所主导的多个活动，包括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南方山水画派画展、观澜湖写生计划艺术作品展、“椰树下的三角梅”画展、“海南画家江南行”画展等撰写前言或主要艺术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除发表在《新海岸》杂志外，还有不少刊于《海南日报》周刊艺术专版中，可以说为海南艺术的理论梳理和画家论的写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我是一个不轻易满足的人，当别人以“体育评论人”视我时，我开启了艺术批评，当人们以艺术评论家视我时，我又将视野拓宽到文学乃至人文社科评论上。像评“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挺起海南的脊梁》、评海南“慢发展”还是“快发展”的文章、对梅国云“笔外意象”的评论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不少还发表在《今日海南》杂志上。我也成为省政协文化研究交流协会理事、省作协理事。我与省政协文化交流协会的缘分，来自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当时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安排我和其他几位评论家对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共10册展开评论，时间非常紧，且很不凑巧，我当时腿部动了个小手术，躺在病床上。但一来我酷爱文史，二来阅读已成习惯，读书较快且富有效率，正好会期稍稍延后，我也有时间读完十本书，且撰写了《挺起海南的脊梁》这篇在海南各界引发一定影响的书评。记得当时省政协于迅主席、陈成副主席和赵康太、闫广林等老师与会，我读了自己的那篇书评后，当即得到于主席、陈副主席等的称赞。当时陈成副主席正关注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的打造，我也应邀成为其主要专家之一，为该剧的打磨尽了一份力量。后来我又当选为省政协文化研究交流协会理事，我非常看重这一社会职务，因为我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始终认为文学是艺术之母，人文学术是文学之母。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学术的发展，是谈不上文化自信的，我愿余生在人文学术方面多投入些精力。

我与文学界的“复联”则要感谢作协专职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梅国云先生。他很喜欢读我的艺术评论文章，作为当代中国最有探索性的作家之一，他曾经是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家，但近几年来，他的主要精力却用在了独特的笔外意象创作中，一时间声誉鹊起，但谤也随之。我一开始也对此存疑，但是随着深入的接触、了解，我感觉到笔外意象其实是梅国云文学创作生涯的继续、升华乃至提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创造性、独特性，属于当代实验艺术中最有价值的探索之一。我撰写的《最古的人，最潮的人》也被笔外意象研究者和爱好者广为引用。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文学圈内也有很多朋友。我在海南的第一篇较成型的文艺评论文章《大海边的女巫》，就是写诗人艾子的。后来，我还陆续发表了《遇见一预见一由王艳梅的长篇小说“遇见”引发》、评论刘春龙长篇小说《垛上》的《民间与“乡绅”文化的强势回归》、《文学海军吹响“集结号”》、《捧上个椰子，捧回一本“椰子颂”》等文章。还在社科院时，我有幸接触了钱钟书、杨绛、冯至、吕叔湘、卞之琳、李泽厚、刘再复、杨义等先生。其中，论杨义先生的论文，早在1988年就在《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来海南后我写钱钟书、杨绛及卞之琳的文章，也发表在《海南日报》等报刊。2019年8月，我以文化人物肖像描绘为主的散文集《勾勒集》列入省作协资助出版计划，即将出版。

除了评论他人外，我自己也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等，有多篇发表在各类报刊。今后自己也很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由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旅琼文艺家在文化界的持续发力，更主要是海南省文联注意到旅琼文艺家这个团队在海南日益突出的作用，继韩少功、蒋子丹老师10年前发起成立旅居海南文艺家联谊会，2015年省文联改组为海南省旅居海南文艺家联谊会（我担任副会长）之后，2018年，省文联加大体制创新力度，正式成立了海南省旅琼文艺家协会。该协会目前有139名会员，包含各文艺门类，有很多是国内各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协会主席是影视表演艺术家唐国强老师。我也担任了该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2019年，海南省公布了10家“候鸟”人才工作站，旅琼文艺家协会名列其中。在2019年9月5日举行的由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参加的省人才大会上，旅琼文艺家协会等上台，接受了省领导的亲自授牌。沈晓明省长听说我是旅琼文艺家协会的代表、“候鸟”人才工作站负责人，特地向旅琼文艺家表示慰问和感谢。

“野蛮其体魄，文明其心灵”是我的追求，做为一个足球爱好者，我一直坚持踢球到今天，成为海南业余足球界小有名气者。同时，我的体育、足球评论仍未放弃，海南电视台直播英超、意甲等比赛，都是由我开篇;北京奥运会火炬海南首传，我担任解说嘉宾;我还为海南岛如今的标志之一——琼中女足牵线搭桥;还荣幸地担任了省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简述一下我与琼中女足的缘分。2006年初，海南特区报上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忘年交、前山西男足主教练、长期在海南从事足球教育的谷中声先生的关注。他跟我打电话说，城市里的足球培训不好搞，娃娃们不肯吃苦，他想晚年到琼中支教得了。我听闻此事，为老先生精神所感动，特地交代负责此事的凌利生记者，要告诉琼中相关领导谷中声是高水平人才，不要大材小用。凌利生果然不辱使命，琼中县当时的董宪曾书记以及负责教育的林海云常委也很有魄力，在和谷指导初次见面后，就拍板决定组建琼中女足。之后，谷指导叫来肖山等得力干将，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特区报》始终关注这支队伍的成长，个人也通过写报道、评论、参与陪练等多种方式，力所能及地为这支队伍提供了一些支持。靠着坚强的毅力以及谷中声、肖山指导对少年女子足球规律的摸索，这个队伍挺过了初出岛比赛五球六球惨败给对手的困难时期，通过刻苦又符合科学的训练，终于在建队4年后取得了全国季军的好成绩，保住了这支球队。此后，谷中声老师光荣退休，琼中女足在肖山指导带领下，没有满足此前取得的成绩小富即安，而是重新创业，更上一层楼。2015年勇夺哥德堡杯冠军，并取得该项赛事三连冠，成为少数几支夺得世界级比赛冠军的中国足球队。如今，这支队伍已培养出8位国字号球员。今年年初，山城琼中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我应邀作为嘉宾参与现场直播评论，在与谷中声、肖山指导短暂聊天时，谈到13年前草创之初的艰难，到如今琼中女足基地的恢弘、琼中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气派，有太多感慨，也许这就是海南梦吧！我虽然对琼中女足参与不多，但肖山指导仍把我列为琼中女足的顾问之一，更感动的是，女足队员见了我都叫一声“马良叔叔”，让我好受用！

回顾这一切，我深切地感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从海南来说，拥有国内最优生态、自然环境，但在人文社科、文学艺术、教育体育等方面，不用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跟内地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但我是个天性不喜抱怨之人，“与其埋怨天黑，不如点一盏小灯”，像海口骑楼老街的国新书苑，就是由黄桂提董事长出资打造、我任学术主持的一个海南新起的文化艺术平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里已举行了上百场高水准的艺术展览、文化活动等，成为海南文化一个带有“地标性”的场所。虽然目前我已离开那里，但曾经付出的努力，依旧不会随风而逝。而我依旧会在体育、艺术、文学、社科这样的大跨度的长征中，坚持走下去！回首往事，我有时也会想，如果留在北京，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学术编辑乃至文化学者吧。但是对来到海南，我也不后悔，她让我拥有了饱满充盈的人生。尽管一切没有“体制内”的保障，自己也不在意各种“保险阀”的安稳，这种大海上冲浪的感觉其实也蛮好。想到今天的海南，多少也有自己一份“型塑”的力量在其中，自己也随着海南文化一道成长，且海南也在朝向“美好新海南”进发，一切都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