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小鼻子”日本投降前夕。那时候，到处是兵荒马乱，胡子（土匪）横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大黑山东麓，有一个叫做姑子庵的小山沟。沿着弯弯曲曲的山沟，在密密匝匝的杂树林的边上，散落着四户人家，就像一根藤上挂着的四个葫芦。从山下往上排，依次是纪家、程家、杨家和山顶的汪家，每户相隔一二百米。出了这条沟，是刘家屯。翻过这条沟的东坡是端午沟，翻过西坡是毕岚子。这三个自然屯，各有三十几户人家。

当年，在这四户人家中，数纪家家口最大，三辈，共十三个人。正房是五间瓦房，坐北朝南。东侧有三间瓦房和两间泥土房。瓦房做仓库，泥土房做马厩。一丈多高的石头砌的院墙连房子一起围成一个大院。院子的街门较宽阔，便于马车进出。格栅状的两扇院门，是由粗壮的老槐木方子做成。院门上方，装满铁矛头。因为家境比较殷实，为防备胡子，保护措施相对完善。院墙上面由插满玻璃片的水泥封顶，同时压满向外探出的山枣树枝，程家规模比纪家稍小，是叔伯弟兄八口家在居住，也是石头围墙，保护措施与纪家相似。再向上是杨家，三间草房，五六口人，周围是用木桩扎的篱笆墙。山上住的是汪家。夫妻两个带着三个孩子。男人虽然读了几年书，无奈有病在身，干不了重活。女人哑巴，难以与人交流。汪家日子过得最紧巴，只有三间泥土房，秃溜溜地立在那里，没有任何遮拦。

那时候的胡子，就像当年庄稼人身上的虱子，抓不尽，驱不散，灭不了。今天听说张三家进了胡子，明天又听说李四家被洗劫一空。纷纷扬扬的传说，搞得人心惶惶。大家纷纷想办法自救，因为政府是指靠不上了，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政府。

纪家当家的叫纪庆文，那年六十岁，长方脸，中等身材，蓄着山羊胡子，脑后飘着一根小辫。常年与土地打交道，他练就了一身干巴劲。他脑袋好使，记性强，为人豪爽。专好交结南来北往的朋友。凡是能讲故事的，必定请来家好酒好饭招待。进城下乡，再忙，他也不会错过去听大鼓书。如此这般地长年积累，他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能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扯起南朝北国，那更是滔滔不绝。于是，他在那一带颇有些声望。听到外面风声很紧，庆文见汪家毫无防范措施，便提议邻居一起动手伐木，帮助他家建个篱笆围墙。汪家男人不以为意，说我家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胡子看了我这样的家也只能绕道走，不必如此麻烦。

可是不曾想，此话说了没过几天，汪家就真地遭了胡子。几个匪徒半夜破门而入，席卷了家中一切粮食、衣物，甚至连院子里放的两个马口铁做的水桶也拎走了。眼见得汪家日子没法过了，庆文出面，凭着他的人缘和声望，联络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出手捐物捐粮，才帮助汪家度过难关。

人们都知道胡子的习性。他们就跟黄鼠狼子一样，盯住谁家的鸡窝，不赶尽杀绝是不会放弃的。也就是说，胡子已经盯上了这一带，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于是，这几个村子便联合起来，备好刀枪、锣鼓、二踢脚，并安排了打更的人。一旦有匪情，便鸣锣击鼓放炮为号，大家合力自卫。但，姑子庵这几户住得分散，如何传递信息？颇费一番心思。

最后，还是纪庆文受到电话的启发，想出制作“土电话”的办法。

说干就干，大家一起动手，按照庆文的要求，用铁丝做“电话线”，用大铃铛做“话机”，借助沟边的树木做“电线杆”，将这四户连接起来。一旦遇有匪情，只要拉动“电话线”，挂在各家各户的“话机”——铃铛就会“铃铃”作响报警。同时，他们还约定了暗号：不间断地拉，是纪家求救。拉一下一停是程家，拉两下一停是杨家，拉三下一停是汪家。得到求救“电话”后，大家便马上出动：敲打铁桶，燃放二踢脚。周围三个村子的人就会闻声而动，操起武器赶来营救。

庆文特别强调“电话线”的隐蔽性。借用各家各户房前屋后的树枝，将铁丝遮蔽起来。就连沟边上充当“电线杆子”的树木也是经过精心挑选，使走线隐藏在树木的树杈中，轻易不能察觉，。一切就绪后，庆文挨家检查，反复试验使用效果，直到满意为止。

这年腊月的一天半夜时分，星稀夜黑，呼呼的北风打着旋儿疯狂地扑打到门窗上，透过缝隙钻进屋子，发出阵阵尖锐的呼哨。窗户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似乎随时都会被风撕碎。

这时，纪家院子里的两条狼狗突然发出低沉的叫声，庆文闻声醒来。根据经验，这意味着有人朝这边走来。果然，过了不一会儿，狗的叫声加大，进而变成狂叫。“不好，有情况。”庆文翻身坐起来，推醒了身边的老伴，吩咐她去叫醒全家人，穿好衣服，做好准备。他顺手抓起身边的扎枪，眼睛贴到纸窗中间的一小块玻璃向外瞅。院子里有积雪，借助雪的映照，可以看到格栅状大街门外，影影绰绰地有几条人影在晃动。

“喂，当家的，我们是做小挑儿的，外面太冷，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街门外有人在喊。

“小挑儿”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门行当。一些做小买卖的人，秋、冬季节到农村走街串巷收购花生，然后挑到城里贩卖。那时节，日本人以低价强买花生，私下买卖花生犯法。他们在各个路口都设了关卡，凡是抓到有私贩花生的，统统没收，还要捆到看守所严刑拷打，逼交罚款。交不出，就要蹲笆篱子（监狱）。为躲过道道关卡，小挑们通常是白天收购，夜间挑着花生走山路抄小道回到城里。

这时，一家人都集中到庆文房间。大儿子丰令三十七岁，小儿子丰有二十三岁，丰令的大儿子富方十五岁，余下的都是女人和孩子。

庆文压低声音说，“大家不要慌。俗话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什么小挑，纯属胡胡诌八扯。到了腊月，小挑早就歇业了。眼瞅要过年了，更不可能是小挑。”接着，庆文分派了任务：小儿子丰有最有力气，负责守住房门。大儿子丰令负责把守西屋的两个窗户，他自己负责东面的两个。所有的人都要躲在窗垛子后面，防止冷箭伤人。最后吩咐长孙富方说：“你去负责挂在后窗上的‘电话’，听我的号令拉动‘电话线’。”

见房屋里面没有回声，大门外的几个人沉不住气了，便露出了胡子的真实嘴脸。内中一个粗嗓子大喉咙地喊道，“当家的，听好了。乖乖地开门让我们进去，交出钱物也就罢了。否则，待俺们撞进去，手里的刀枪可是吃荤不吃素。想想吧，是要命还是要财。”

“拉动电话。”庆文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早已守候在“电话”拉杆前的富方，立即拉动起来。铁丝与木质窗框上的穿线孔摩擦发出“吱吱”的响声，求救信号发出去了。还好，多亏“电线”拉得很隐蔽，没有被胡子发现。

见房子里没有一点儿回音，两条狗的狂吠已经引起周围村子里的狗“汪汪”地叫起来，胡子急得在街门外身影乱窜。“砰砰”，传来砸大门锁的声音，胡子要强攻了。两条狼狗更加疯狂地扑向大门。

守在房门后的丰有身高一米八左右，肩宽腰细，一身子力气。又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几次吵着要拉开房门冲出去，都被老爹庆文喝住。突然，听得其中一条狼狗发出“嗷嗷”的痛苦叫声，显然是受了伤。丰有终于按捺不住，猛地拉开房门，挺起手中的红缨枪就要冲出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有力的大手从背后抓住他的衣裳领子。

“兔崽子，想找死啊！”庆文对着小儿子吼道。他怕丰有控制不住情绪，就跳下炕来赶到堂屋，正赶上丰有打开房门要冲出去拼命。于是急忙跨步向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给拽进门里，随手关上房门。

就在房门刚关上的一刹那，就听见“砰”的一声响，门板上受到锐器打击，随之听到“嗡嗡”的震动声。

两个人不由得同时惊呼，“好险。”听声音，这是一支箭，力道十足。再稍晚一点儿，丰有就别想囫囵个儿撤进来。

“傻小子，你冲出去，人家在暗处，你在明处，这是白白去送死。南泉眼王三怎么死的，难道你忘了吗？”庆文怒声责问。

说到南泉眼王三，丰有再熟悉不过。这人比他大六岁，长得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还会点儿拳脚。因为同是赶大车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拉货，说话投机，交往甚密。话说也就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有天晚上，王三家院子里进了胡子。王三不顾家人劝阻，顺手拿起一个木头锅盖，提了一把大砍刀，冲出家门与胡子厮杀。结果中了暗器倒地，被胡子乱刀砍死。

“谁都不准出去，守住房门和窗户。胡子不明屋子里的情况，轻易不敢硬闯进来。”庆文压低了嗓音，很威严地吩咐道。

院子里，一只狗受伤倒地，另一只不敢往上扑，只是远远地吼叫。没有狗的搅扰，胡子毫无顾忌地在砸锁。“砰、砰、砰”，这一声声，就像砸在屋里人的心头上。目艮瞅着大门锁随时都有可能被砸开，一家人的心都急得要跳到嗓子眼了，生怕“电话”出了什么意外。

就在这时，“咚、咔”，几枚二踢脚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山谷振荡，远山回应。这是后面的程家、杨家和山上的汪家，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即做出的反应。随之，传来“咚咚、瞠瞠”的响声，这是他们在敲打水桶、铁锨。紧接着，毕岚、刘屯、端午沟响起急促的锣鼓声。功夫不大，漫山遍野就传来喊杀声，“抓胡子啦，别让他们跑了……”众多村民一路呼喊着向这边赶来。

一声犀利的唿哨划破夜空，就像传说中的泥鳅精发出的撤退口令，显得格外刺耳。随之，街门外的那几条人影便消失在夜幕中……

作者简介：方言，本名纪方，大连人，高级经济师，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年参加大连老干部大学文学班学习文学创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写出小说、散文、诗歌等近百万字。其中有几十篇发表在《牡丹》《参花》《青春岁月》《唐山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家》《山海经》《诗歌月刊》《中国诗人》《新商报》《大连晚报》《河南经济报》等报刊，著有小说和散文合集《足迹》，由大连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