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具有历史的视角，它将历史文本、社会文本及文学文本三者进行互涵互构。她的作品《爵士乐》中，话语权力问题成为关乎城市新黑人生存的关键。20世纪初期的这个历史辉煌时刻中没有黑人的声音，但是莫里森的文学文本却给美国文学留下了当时黑人主体的历史印记。通过黑人文学文本，黑人历史记忆得以保存，黑人也获得言说自我的权力。

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历史主义崛起于文学批评领域，并给长期针对文本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带来了冲击。它由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首先提出，主张文学批评应不仅针对文本内部的语言、修辞和形式等，还应该将文本纳入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其《回声与惊叹》中，他明确地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本，历史给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纬度，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互涵互构，文学的叙述与历史是不可分割，其叙述话语其实包含文学作者对于历史的态度和看法。

而从审美角度出发，新历史主义将文本置于社会历史的视角中，从权力、意识形态的视域来进行文学批评，将社会文化、历史的话语和人作为文本的冲突核心，凸显如社会与人、权力与人、历史中的人物等二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张力。这些张力就存在于二元对立面之间的强势与弱势，高与低，抑制与张扬之间的冲突。在文化诗学研究中，权力话语往往是其最注重的政治问题。文化诗学的权力概念接近于福柯的权力意义，指“以社会文化结构形式存在的各种力量关系的动态集合。”权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权力不仅存在于各种公共领域，同时也存在于话语、意识形态等领域所形成的操控个人内在心理、思维或行为的强制力中。

权力话语被广泛应用于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它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学者们对于社会、权力、个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它们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三者相互影响，而且这种相互影响也深深植根在意识形态深处。在判断高低、好坏、压抑与张扬之间的对立时，权力已经转化成为压制弱势的力量。而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作者的历史叙事场域中，权力已经体现在其中充满情节张力的话语中。也就是说，历史叙事的权力话语从作者叙事过程的“主流历史”和“弱势历史”之间的冲突中即可体现。

文化诗学的权力话语体系同样被用于涉及种族、阶级、性别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从18世纪黑人女性作家首次发出自己的声音开始，她们的文学作品涉及了黑人女性在美国南方乃至美国历史中的话语。在美国历史中，黑人往往被定格在被奴役、被消解、被弱势的角色里，而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黑人女性一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化和无形的状态，其身份和地位远远低于黑人男性。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给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以艾利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作家在白人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黑人女性身份建构的研究，并提倡“黑人美学”，在性别、种族、阶级三个场域里确立主体意识，以传统的黑人传统文化和黑人女性的特殊使命帮助非裔美国人重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本文中笔者将以托尼·莫里森《爵士乐》中的权力话语来分析黑人以及黑人女性在美国历史大背景下的权力话语弱势和心理困境。

一、爵士乐——爵士乐时代的社会文本

《爵士乐》小说似乎与爵士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小说叙事和话语场域中无不充斥着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特征。

爵士乐（Jazz）本身节奏明快，风格多变。它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从一开始，爵士乐就承袭了布鲁斯和拉格泰姆的特色，讲究即兴创作，是非洲黑人音乐与欧洲白人音乐的结合。美国黑人音乐源于美国种植园时期黑人奴隶的原始音乐形式，是黑人奴隶表达自我与向往自由的心声，也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主要方式。到19世纪中期，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之后，融合了乐器的布鲁斯音乐诞生了，它成为爵士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及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黑人音乐创作者们将传统的黑人音乐与此时风靡美国北部的欧陆音乐风格相结合，借助西洋乐器如钢琴、小号等，形成了与早期越是了联系密切的拉格泰姆。拉格泰姆节奏明快善变，在20世纪初迅速风靡美国，成为舞池、剧院、酒吧等大众场合中的主流音乐形式。

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历史上代表着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奢华的爵士乐时代。确切地说，爵士乐时代主要指1918年一战结束至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间的10年时间。由于一战的结束，且美国本土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美国迎来了20世纪经济的繁荣期。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艺术辉煌的时期，更是人们实现‘美国梦”的黄金时期。眼见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创伤，这时的美国人陷入享乐主义之中，经常出入爵士酒吧等公共场所，追求时尚变迁，同时也追求女性解放。被称为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其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曾经说到：“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大城市相继崛起，城市人口不断膨胀;第二次技术革命给城市带来便捷的交通和光怪陆离的生活;女性主义的崛起使得女性的审美发生极大的变化，女性服饰朝着体现品味、潮流和身体曲线的方向发展;城市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促使人们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开启美国历史上由南向北一次宏大的移民潮，其中尤以黑人移民为主。

黑人移民潮的出现主要有两种解释，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压迫。首先，持续的自然灾害让南方在19世纪末陷入经济困顿，大部分自由黑人沦为无地佃农;其次，来自社会的高压政策也迫使南方黑人走上了北上移民之路。根据记载，19世纪末的南方充斥着针对黑人的私刑。1892年最为令人发指，共有192名黑人被处死。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导致了黑人的迁徙。严苛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使得黑人在南方缺乏归属感，而同时迅速崛起的南方城市为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渐渐的他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南方都市，开始北上、西进，踏足北方或西部大城市，开启了南方黑人的城市新生活，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国梦。

爵士乐时代的欢愉、奢华和享乐的气息从爵士乐善变的音律节奏上可见一斑，而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也正经历着经济蓬勃发展、生活的富足和人们思想的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爵士乐》的主人公黑人夫妇乔和维奥莱特踏上北上的列车，跳着舞蹈来到了曼哈顿黑人聚居区，开启了他们的北方生活。但是，他们即将面临的新生活却与期待的大都市安逸生活迥然不同。

二、文学文本——爵士乐中的忧郁“布鲁斯”

莫里森在《爵士乐》中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繁荣和黑人面临的孤寂生活。爵士乐时代的美国社会把生活的浮华、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对美国梦的追寻作为其主调，生活富足和享乐氛围氤氲在主人公周围，但是却与主人公毫无关系，反而衬托出了少数族裔在大都市中的孤立与落寞。正如在爵士乐中所包含的布鲁斯音律一样，黑人族裔的孤寂状态和精神危机是爵士乐时代中的一抹悲伤的音素。处于美国主流社会环境下的少数族裔生活状态是《爵士乐》所关注的重点。

作为少数族裔作家，莫里森受到来自自己的文学前辈的影响，如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佐拉，尼尔，赫斯顿和艾利斯，沃克的黑人妇女主义。同时，莫里森也是黑人传统和文化的推崇者。在《爵士乐》中，莫里森把视角放在20世纪初期城市化进程中的黑人新移民身上。身处美国社会的弱势地位，这些黑人移民没有被纳入白人主流权力话语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个体话语的无力和失语状态。在爵士乐时代的透视棱镜下，莫里森把城市化黑人的日常生活、职场工作和男女关系一一放大，凸现了在爵士乐时代中黑人的无助感和危机感。和其他作品如《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一样，莫里森在这里解剖了黑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和未来方向。

在20世纪初期，爵士乐代表着美国那个时代的特色，但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却不能融入这种大都市生活中。这样的不相融合与小说的标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爵士乐时代不属于这些从南方来的都市新移民，它只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话语——奢华、享乐、感官享受，但是黑人的话语却只能成为爵士乐中的忧郁“布鲁斯”音符。

为了逃离南方的种族歧视和泛滥的私刑，也怀揣着美国梦和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小说的主人公乔和维奥莱特夫妇来到了哈莱姆黑人区。从1906年来到北方开始，他们已经在黑人区生活了20年。北方都市生活的节奏和情调令他们开心，可是他们从未被北方都市接纳，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没有企业愿意接收他们，所以他们俩一直只能靠自己的努力生活。乔是一名从事女性用品的推销员，维奥莱特是一位没有执照、靠手艺给人做头发的美发师。和南方乡村的生活相比，他们哪怕是住在黑人区的公寓楼里，但是仍然觉得只要能住在“来诺克斯大道上”，能“用五分钢崩坐有轨电车”，能“离白鬼和他们琢磨出来的东西远远的”，就“比什么都值”。这里的人行道“比他们出生的小镇干道宽敞得多”，而且各种生活设施齐全，多年的夫妻生活未能给他们带来子女，而且这样的生活似乎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以至于他们活着，但已经是“死人”了，而家里唯一活着的则是那张照片里的姑娘多卡丝。这位姑娘曾是乔的情人，因为招摇而被乔枪杀。在葬礼上，她的遗体又被维奥莱特用刀子划花了脸。

这个三角绯闻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故。乔和维奥莱特不再交流，两个人相互沉默着，每晚“轮番掀开被子……到起居室里去凝视家里看上去唯一活着的东西”。维奥莱特觉得这位姑娘“贪婪、傲慢、懒惰”，而在乔看来，她则是“平静、慷慨而又甜蜜”。对于这对夫妻来说，多卡丝代表着大都市的不同侧面。一方面，她喜欢聚会，跟随潮流;她身上有着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的享乐气息和审美观，她介入别人的家庭，与有妇之夫乔有染。城市的奢靡享乐之风弥散在各处，包括黑人聚居区哈莱姆，黑人也不能避免其影响。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都市人们对于财富的聚集趋之若鹜，享乐和奢华的风气弥漫。女性运动的崛起让都市女性成为独立、美丽的代表，因此多卡丝是城市化进程的受惠者。但她的身上同时也具有大都市特有的贪婪和进攻性。对于期望融入大都市的人来说，任何具有大都市特征的人或事都能提起他们兴趣和欲望。来到北方20年，乔和维奥莱特的职业都与都市女性息息相关——日用品和美发。所以，他们的职业是大城市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大都市生活。他们似乎受制于城市，却又离不开城市。在乔看来，这个充满欲望的多卡丝代表着“平静、慷慨、甜蜜”，是他进入大都市以来希望从都市获取的生活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乔已经找不到当初恋爱时的那种感觉，他只会在与多卡丝的情爱中才会感知自己的存在。

姨妈爱丽丝抚养多卡丝长大，她对一切大都市特有的——男孩、高跟鞋、帽子、化妆品唯恐避之不及，这一切都禁止出现在家里，尤其是那种看上去就像“准备上床睡觉”的外套。可是渐渐地，她发现在社区弥漫着下作的音乐，其中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痛打、对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假装快乐，假装表示欢迎……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这些音乐充斥着欲望与爱，男欢女爱，对美的渴望，对优越生活的向往，对安逸享受的觊觎……虽然爱丽丝处心积虑要把代表爵士乐时代的色彩、氛围拒之门外，以保护自己的外甥女，但是她仍然无法抵挡外界对少女的诱惑。因为乔能给多卡丝她想要的生活，如参加舞会，去墨西哥等，她成为了乔的情人。

《爵士乐》中描写了20世纪初期爵士乐时代美国城市中的黑人生活状态。爵士乐时代见证了美国曾经的辉煌和腾飞。但是这个属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时代，却让黑人族裔难以融入。黑人们聚居在哈莱姆区，与白人分开来;他们得不到工作机会，面临来自包括底层白人和欧洲移民的竞争压力。时代的音符爵士乐渲染美国梦，给越来越多黑人族裔带来不切实际的幻象，以为大都市应有尽有，生活必定能够得到改善。浮躁的音乐充斥着他们的耳朵，将他们吸引进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似乎进入了这个时代，人才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对于乔和维奥莱特来说，他们不能被时代接纳，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了言说自我的权利。所以，在大都市生活20年后，维奥莱特夫妻之间彼此已经没有语言，更多时候她会跟家里的鸟儿说话。作为小说主要女性人物，维奥莱特被这个时代挤压，无法维系夫妻之间的感情，甚至做出大闹葬礼的行为。而自己的丈夫宁愿在与别的女人欢爱中唤起自己的记忆，也不愿跟自己的妻子交流。

三、历史文本——城市新黑人的疗救

莫里森在《爵士乐》中探索了城市中黑人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态，这与她的其他几部作品《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唯一不同的是，莫里森在《爵士乐》中着墨描写的是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中的黑人新移民，探讨如何解决他们的身份危机。其实，在小说中，莫里森涉及不同的爱——夫妻爱情，情人之爱，姐妹情谊。Angelyn Mitchell曾提出维奥莱特在与爱丽丝的交谈中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同时也与丈夫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学者们普遍认为《爵士乐》中的爱是多维且复杂的，小说中的情节和冲突才得以进行下去。

同时，在莫里森看来，南方以及南方的历史也是城市黑人寻找自我身份的地方。在充斥白人话语权力的社会中，黑人总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以至于他们失去了言说自我的能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乔在北方城市生活中渐渐忘记了南方，忘记了自己与妻子在南方的点点滴滴。他记得的是他们从南方搭乘火车来到北方大都市，和他与多卡丝的交往。小说中的记忆文本与城市叙事相互更替，形成了巨大的故事张力，将城市新黑人的矛盾和困境凸现出来。记忆文本中充满了恐惧和甜蜜。南方黑人面临着白人的挑衅和私刑，而生活中也时常会有甜蜜的瞬间。城市文本则是忙碌和封闭，是黑人迷失自我的丛林，也是他们无法真正融入的地方。小说的记忆文本是主人公的历史，也是南方的历史。他们形成了主人公的历史记忆，为他们的身份寻求提供历史依托。

四、结束语

莫里森始终关注黑人族裔的生存问题。在她的作品《爵士乐》中，话语权力问题成为关乎城市新黑人生存的关键。话语，即语言，言说的能力。作为美国少数族裔，黑人的话语表达始终处于白人主流话语之下。爵士乐时代的音乐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潮流，是属于白人主流话语，而黑人，特别是城市新黑人，则称为这个时代中不起眼的小音符，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初期的这个历史辉煌时刻中没有黑人的声音，但是莫里森的文学文本却给美国文学留下了当时黑人主体的历史印记。通过黑人文学文本，黑人历史记忆得以保存，黑人也获得在历史中言说自我的权力。

（课题项目：本文是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2016校级科研课题《黑人历史诗学的建构：以托尼·莫里森为例》（ 2016fzskb02）的研究成果。作者供职于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