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腊月里的一天。天气像往常一样冷得厉害。街上的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缩着脖子，在路上快步穿行着，想要逃离这刺骨的寒冷。天色一片灰蒙蒙，寒风呼啸着，刮在人脸上，如同刀割一般。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座原本风光秀丽的内陆小城一到冬季就难得见到蓝天，从早到晚都被一片莫名的灰色笼罩着。有人说是因为车多了，有人怪熏香肠腊肉，还有人将其归罪于极端天气，真相究竟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马上要过年了，街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两旁几乎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上挂满了彩灯和红灯笼，街边的超市里传来了《恭喜发财》的喜庆歌声，整条街道笼罩着一片喜庆祥和的气象。

我下了公交车，匆匆赶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一天。春节将至，我得抓紧时间将这期稿子赶出来，才能放松心情，好好过年。还有七篇文章要写，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三天，这看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却早已习惯，做新闻媒体工作，加班赶点是常有的事，尤其到了月底。这段时间因为用眼过度，我眼里已有不少血丝。加上晚上老是失眠，头总是昏沉沉的，有种快要透支的感觉。一直咬牙坚持着，想把这几天熬过去就好了。

主编没来，另一个同事也有事请假了，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春节虽然还没来，可我的心也和许多人一样早己不在办公室了。一想到马上就要和许久不见的亲朋好友们团聚，就止不住地兴奋，思绪好似天上飘浮的白云一般，难以集中。我在电脑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居然没写出一个字，正在毛焦火辣不知如何是好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

我抬眼向外瞅了瞅，并没看见什么，只当是寻常吵架，也没太在意，继续低头构思文章。过了一会儿，外面似乎吵得越来越凶，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也飙了出来，听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作为老城的中心，这条街道素来以文明著称，这样公开在大街上飙脏话可说十分罕见。马上就要过年了，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爆粗口呢？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吵骂声是从马路对面传过来的。放眼一瞧，那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不用说，一定是又有什么“好戏”上演了。

我把门虚掩上，快步穿过马路，来到人群外。一个环卫大妈正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在互相对骂，场面十分阵仗。围观的人们一边看，一边劝。

那个中年男子我认识，是办公室隔壁电脑维修店的王老板。个子瘦高，穿着件休闲西服，戴着副墨晶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平时跟我关系不错，上个月电脑坏了还在他那儿修过，价格比在外面便宜不少。

那个环卫大妈约摸四十多岁，生得又矮又胖。穿着一身橘红色环卫服，头上戴着个米黄色毛线帽子，脑后扎着条麻花辫。别看她个子不大，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多数脏话都是从她嘴里飙出来的。声音又大，像个高音喇叭，骂起人来犹如泼妇。看的人都劝她少骂两句，她哪里听得进去，依旧日妈倒娘的骂个不休。

向来温文尔雅的王老板哪是她的对手，被骂急了，怒声道：“你有种再骂，小心老子揍你。”

“你揍啊，我看你今天敢不敢揍，你妈卖x的！”环卫大妈毫不示弱，继续破口大骂。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骂娘，实在是件很伤自尊的事（尤其对男人来说）。王老板被她激怒了，涨红了脸道：“你敢到对面去骂吗？”

“怎么不敢，我还怕你不成？”环卫大妈针锋相对，拿着撮箕扫帚，冲开人群，带头穿过马路，来到王老板维修店外，两手叉腰，昂首挺胸瞪着他，一脸藐视的神情。

围观的人们也一窝蜂地跟过来，想看看今天这场好戏会怎样收场。

王老板没想到这个女人竟会如此泼辣，伸手指着她，气呼呼地说：“你有种再骂一句？”

“你妈卖x。”环卫大妈毫无惧色，梗着脖子又骂了一句。

王老板心头的火药被瞬间引爆。他像头发怒的狮子似的冲上前去，将环卫大妈一把推倒在地，揪住衣领，像块抹布似的将她在地上拖来拖去。转眼功夫，就拖得肮里肮脏，浑身污泥。

围观的人们一边劝，一边谴责道：“别打了，你一个大男人家，打个女人算什么？”

“对呀，马上就要过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干嘛动手呀？”

我起初担心王老板会控制不住自己，惹出大事。今见他并未下重手打她，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也跟着大伙儿在一旁劝。

王老板正在气头上，如何听得进去？大概也是要给这个泼妇一个教训，把她在地上拖了一圈又一圈，将方圆三米内的泥灰都快拖干净了，也不肯罢手。

环卫大妈没想到这个男人真敢动手，也吓得呆了。像只温顺的波斯猫一样，任由他在地上拖来拖去，丝毫不敢反抗。她知道，论力气，自己肯定不是这个大个子的对手，如果反应过激，惹毛了他，自己准得吃不了兜着走。

王老板将环卫大妈在地上拖了一阵儿，大概也累了，便松开了手。见这么多人围观，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他整理了一下思路，站到店外的台阶上，待心绪稍稍平定，就解释起了刚才打她的缘由。

“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但也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女人嘴巴太脏了，一直在日妈倒娘地骂我。我一直在忍，她还不出气，竟然得寸进尺，跑到我店外面来骂了，我今天要是再不打她，就太没脸没皮了。”王老板激动地说着，脸涨得通红。

大家听得一阵叹息，觉得他打人虽然不对，但这个环卫大妈实在也有点咎由自取。

“谁让你各人乱倒垃圾了？不骂你骂哪个？”环卫大妈大不服气地说，坐在地上没起来。

“怎么叫乱倒，我没倒在地上，我给你倒在垃圾桶里的。你可倒好，让我自己提到垃圾站去倒。我每年几百块垃圾处理费交到哪里去了？这点小事都不做，养你们这些清洁工来做什么？”王老板理正辞严地驳斥道。

环卫大妈无言可对，咕嘟着嘴，心里不服。

“她再不对，你也不应该打她啊。”一个大爷叹息着说。

“我也不想打她，只是这女人太贱了，不打她，她不晓得厉害。你不知道，这条街上好多人为倒垃圾的事都被她骂过，不收拾她一下，她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王老板大义凛然地说，好像今天打她是为大家主持正义似的。

环卫大妈满肚子委屈，心头窝火无从发泄，忍不住又骂了句“你妈卖x！”

王老板闻言火冒三丈，不顾大家的拦阻，冲上前去一脚将她踢翻在地，又像刚才那样将她像块抹布似的在地上拖了起来。

大家一边拉王老板一边责备环卫大妈：“你也是的，又骂他干什么，这不是自己找打吗？”

王老板受了羞辱，决意要好好教训一下她，比刚才拖得更凶了。在拉扯中，环卫大妈的竹扫帚被折断了，头上的帽子也掉落在地。她脑后的麻花辫是用一个皮圈草草扎成的，本就扎得不牢，适才已有松动的迹象，这下再一拖扯，就给彻底拖散了，披头散发就像个半仙一样。大家见了，哭笑不得。

环卫大妈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不愿再任由王老板摆布，用脚使劲踢他。

“好啊，你还敢踢我！”王老板咬牙切齿，抓住她的两条腿，像倒提鸭子一样在地上拖着就走。环卫大妈厉声尖叫起来，乱踢乱蹬，拼死反抗，在挣扎中，裤子被扯下了半截，露出了白花花的大腿。

一个年轻姑娘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愤然上前猛推了王老板一把，厉声大叫：“把她放开！”

王老板有点不知所措，一脸惊愕地望着她。

“我叫你把她放开！”姑娘又大叫了一声，将环卫大妈的两腿从他手中猛然打脱。

王老板这才缓过神来，恼怒地冲她说：“我收拾她，管你什么事？”

“你欺负女人，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有种去跟男人打呀。”姑娘气鼓鼓地说，将自己瘦弱的身躯横在他和大妈之间，当作一面人体盾牌。

王老板鼓着眼，狠狠地瞪了她好一会儿，到底没敢下手。

环卫大妈趁机从地上爬起来，把裤子拉起，将披散的头发盘到脑后，从兜里掏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

“喂，是110吗？我在解放路被人打了，你们快过来看看吧。”

王老板听了，满不在乎地说：“你打吧，看人家来不来？这个泼妇，三天两头惹是生非，警察都烦你了，你报警人家都不会来了。”

等了半天，警察果然没来。大家觉得无趣，劝了他们几句，便一个接一个地散了。

环卫大妈好不失望，从地上捡起折断的扫帚，一脸失落地走开了。

王老板冲她的背影狠狠吐了口唾沫，转身进店去了。

我回到办公室，心绪久久难平，刚才看见的一幕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不知道。今天的王老板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判若两人。以前的他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待人一团和气。今天却显得脾气暴躁，蛮横霸道，竟然动手打人？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简直拦都拦不住。是什么让他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个环卫大妈骂了他？那环卫大妈为什么要骂他呢？难道真像王老板所说，她生来就是个不可理喻的泼妇吗？我没跟她打过交道，不好妄下判断，可从她的面相来看，似乎也不像是个蛮不讲理的人。既然知道骂人可能挨打，为什么她还要恶语伤人，自讨苦吃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解决？一个个难解的疑团盘绕在心头，让我再也无法安坐，决心弄个明白。

我走出办公室，打算去找王老板聊聊。

进店时，他已经不在了，店里只有两个徒弟。

“你们老板呢？”

“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一个瘦瘦的徒弟问。

“哦，没什么事儿……”我漫不经心地说，轻描淡写地问：“刚才他们吵架，是怎么引起的呀？”

小伙儿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刚才我们去倒垃圾，那个婆娘嫌我们倒多了，出口骂人。师傅去给我们出头，就跟她吵起来了。”

“你们没倒在地上吧？”

“没有，都倒在垃圾桶里的。那个婆娘脾气怪得很，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这条街上好多倒垃圾的都被她骂过，没有哪个不讨厌她。”另一个胖胖的徒弟说。

他俩的话和王老板所说的别无二致。我应付了几句就出来了。见路旁赫然停着一辆警车，这才恍然悟到王老板突然离去的原因。看来环卫大妈刚才那个电话还是起了作用。想去找她聊聊，东瞧西望又没看见她人。正不知如何是好，见马路斜对面有一个药店，就在垃圾桶后头。我灵机一动，迅速穿过马路，直奔那儿去。店里有个中年大妈，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望着外面。

“大姐，刚才那个大妈和倒垃圾的是怎么吵起来的呀？”我笑着问。

大妈一听就来了兴致，笑着说“她嫌他垃圾倒得太多了，把垃圾桶都装满了，里面好像还有机油什么的，她不好打扫，就出口把他骂了。那个男的也不是好惹的，两个你一嘴我一句就吵起来了。”

“那人没把垃圾倒在地上吧？”

“没，倒在桶里的。”

“那个大妈脾气是不是不大好啊，爱骂人？”

“她脑筋有点毛病，老嫌人家倒多了，为这事跟街上好多人都吵过架呢。”

至此我已明白了七八分。别了她，又过街这边来。正要进办公室，忽见不远处街角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身穿橘红色环卫服，头戴米黄色帽子。定睛一瞧，可不正是那个环卫大妈？

我一阵欣喜，想过去跟她聊聊，可刚走了两步又犯了犹疑：他们都说她这人脾气不好，况且又刚受了委屈，这时候去找她，会不会反讨一顿骂呢？

我心里没底，踌躇了半晌，最终还是横下一条心：骂就骂吧，算我自认倒霉。便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朝她走了过去。

走到她身边时，我壮着胆子，轻轻地喊了声：“大姐。”

环卫大妈正低着头发呆，听见喊，回头看了看我，神色哀戚中带着点戒备。

我不禁有点可怜她，关切地柔声问道：“刚才你跟那个倒垃圾的是怎么吵起来的呀？”

“你是……环卫所的？”环卫大妈不太确定地问。

我不敢说实话，怕引起她的警惕，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环卫大妈见我是自己人，又这么关心自己，也就放松警惕，向我敞开了心扉。

“那个眼镜烦得很，每天都要倒一大堆垃圾，里面有很多黑粉粉，都是打印机的油墨，那个东西倒在桶里，洗都洗不干净，每次都要收拾大半天。”大妈委屈地说。

“你怎么不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用袋子装起来再倒，也犯不着骂他呀。”我不解地说。

大妈听了连连摇头。

“沟通，他听吗？那个人，又凶又恶，一点儿都不讲道理。”

“你可以给上级领导反映嘛，让他们出面跟他沟通一下。”

“领导一天那么忙，哪个来管这些哦？上次我跟他反映过，他只说让我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把桶洗干净。可桶让他搞得这么脏，怎么洗得干净？”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小伙子，你跟上面反映反映，也许还有点儿效果，我去反映，没用的。”大妈望着我说，眼中含着期待。

这事我不好答应她，只好转移了话题：“你们待遇怎么样嘛？”

“凑合吧，每月一千多块钱，要买保险，逢年过节会发点小礼品。”

“每周休息几天呢？”

“哪里还有休息哦，天天都要上班。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起床，要干到晚上十点半才能下班。”

我吃了一惊，不可思议地说：“那不得干十七八个小时？”

“是啊，不过我还有个同事，我们两个一起负责打扫这条街，可以换班。”

“哦，那还稍微好点儿。”

“但是领导要求严，地上不能有垃圾，看见了就要罚款，一次至少罚三十。”

“这么狠，要多逮住几次，那一个月工资不得罚完了？”我惊讶地说。

“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自己多盯着点儿，看见哪儿有垃圾，就赶紧把它扫了，免得让当官的发现，一点都不敢打晃眼。上周星期四的中午，不晓得是哪个砍脑壳的把一包垃圾丢在路边。当时我刚吃过午饭，坐在地上打了会儿盹儿，没有及时发现，被一个当官的路过看见了，火冒三丈，把我大骂了一顿，还罚了五十块钱。你说这事冤不冤？这条街那么长，我又没长十只眼睛，哪里照看得过来？明明垃圾桶就在旁边，他非要丢在地上，我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一天到晚跟在人屁股后头吧。我最烦那些乱丢垃圾的人了，只图自己方便，不顾别人死活。哪天让他们来干千我的活儿他就知道厉害了。”

“这事你跟上面说过吗？”

“说有什么用，他们一天坐在办公室里，只知道提要求，才不管你这么多呢。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他才不会留你。”

“这么苦，你就没打算换个工作？”

“换什么换，我们这种人，既没文化，又没别的本事，除了扫地，还能干什么？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还能自己种点地，现在拆迁了，在城里又做不了别的，只能干这种脏活累活撒。但话说回来，这活儿虽然苦，可好歹能糊口，而且要买保险，老了还能有点儿盼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已经不错了，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大妈达观地说，从地上站起身来，心情明显好多了。

“不跟你聊了，我要去干活儿了，不然一会儿当官的来看见，又有麻烦了。”大妈笑着说，跟我道了别，便拿着撮箕扫帚去扫街了。

我望着她矮胖的身影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着，心里涌起一股同情，一边叹息着一边回办公室去了。

当天下午，警察找王老板去派出所谈话，告诉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打人都是不对的。本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十天，念在他是初犯，姑且网开一面，从宽处理。王老板吓得浑身冷汗，连连保证说以后再也不打人了。被批评教育了一番，灰头土脸地回来。唉声叹气地向我诉苦，说今天遇上这个臭婆娘，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早知道这样，就该离她远点儿，惹不起，还躲得起呢。我安慰了他一番，劝他以后不要冲动。

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主编。他听后十分同情那个环卫大妈的遭遇，觉得应该为她做点什么。正好他和一个日报的记者是好朋友，遂跟他联系，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改善环卫工人们的境遇。那记者也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姑妈以前也做过环卫工），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征得领导的同意后，就前来调查采访。两天后，一篇题为《谁是这座城市最可爱的人》的通讯文章就在《昌州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发出来了。

在记者发来的报纸链接里，那篇文章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版面。它讲述了环卫工人工作如何辛苦，如何不容易，他们拿着全市最低的工资，却干着这座城市最脏最累的活儿（还时常不被人理解），为了城市的干净卫生，她们起早摸黑，风雨无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有休息，付出了太多太多，呼吁大家要尊重他们，善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为了增强效果，还配上了一幅特写照片，两个朴实的环卫大妈拿着扫帚，并排站着，一脸憨厚地面对镜头，笑得非常灿烂（其中之一就是那天被打的那个环卫大妈）。这是一篇非常温暖而感人的文章。朋友圈和微信群很多人都在转发，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由衷地为环卫大妈感到高兴，相信这篇报道出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她们的境遇一定会得到不少改善，也不枉费了我们的一番苦心。

中午下班后，我锁好办公室的门，准备去吃饭。刚走了两步就迎头碰见了那个环卫大妈。

她看见我，就像看见了许久不见的亲人一样，亲热而兴奋地对我说：“小伙子，你看，我都上报纸了！”边说边将手中的报纸递给我，上面正刊登着那篇感人的文章。我礼节性地接过来看了看，对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正在店里吃饭的王老板看见了，满脸不屑，“看把你嘚瑟得，给点颜料，你就要开染坊了。”

环卫大妈扭头瞪了他一眼，又笑着对我说：“小伙子，是不是你去跟报社的人说的呀，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呢，你不知道，当时可把我紧张死了。”

我没有承认，毕竟王老板就在旁边，如果让他知道是我把他的丑事拿出去乱说，以后准得恨死我。而且我也不想因为这点举手之劳而接受环卫大妈的感激，我觉得比起她来，我所做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这张报纸是你买的？”我好奇地问。

“没花钱，是那边那个报刊亭老板送给我的。”环卫大妈得意地说，手往东边一指，“我要把这张报纸拿回家去，好好珍藏起来。”说着小心地把报纸卷起来，揣进怀里。

“你可以用相框装起来，挂到墙上当军功章。”王老板嘲讽地说。

“我爱怎样就怎样，你管得着？”环卫大妈恼怒地反击道。

我劝了两句，就各自散了。

次日早晨，我从公交车上下来，在往办公室走的路上碰见那个环卫大妈。我笑着正要和她打招呼，看见她一副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样子，心怀好奇，问她这是怎么了。

她把我拉到一边，眼瞅两边没人，这才小声地说：“昨天我被领导批评了，说我不该不经过单位允许，就擅自接受媒体采访，给单位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我记了一个过，说下次要是再这样，就直接开除。唉，我真是命苦，好不容易上了一回报纸，本以为是件光荣的事呢，谁想却讨来这种结果。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接受那该死的采访了，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我震惊不己。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内疚。由于要忙着去上班，也不便多说，安慰了她一会儿，便脚步匆匆地走了。

到办公室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主编。主编听了大感意外，叹息连连，“这么说，咱们倒是好心办坏事了。看来有些事情是不以咱的意愿为转移呀。”我也深有同感，发现这个社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虽然改变不了社会，但改变自己总是可以的。从此我便改掉了乱扔垃圾的坏习惯。每次要丢垃圾，都会用塑料袋装好捆实再扔进垃圾桶。有时看见地上有果皮纸屑，也会主动将其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这样做不光是为环卫大妈减轻负担，也是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我不想再把自己的道德丢在地上了。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环卫大妈，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丢垃圾的时候都能设身处地地为她们想一想，那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干净，更加美好。

年后上班第一天，我又看见了那个环卫大妈。她满面红光，哼着小调，边走边清扫着地上的落叶，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一看见我，她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小伙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涨工资了，每人每月加了两百块钱，看来上次那个采访还是有作用啊。”

我听了一阵惊喜，衷心地为她感到高兴，鼓励她要好好干，前途一片光明。

“那当然，我要一直干到退休呢。”环卫大妈骄傲而满足地说，拿着扫帚扫得更起劲了。

作者简介：姜迪伟，1986年生，杂志编辑。作品散见《金山》《重庆文学》《羊城晚报》《西安晚报》《劳动时报》《重庆日报》《作家视野》《文学月报》《小兴安岭》《渝州》《城头山文学》《南充文学》《黔中文化》《海棠》《合川文艺》《长河文艺》等;2016年，长篇小说《寄生》由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