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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尊商代“并”铜觚，通过对铜觚起源与流变的研究，发现其造型和纹饰符合商代晚期中段铜觚的特征。该铜觚足内壁有单字铭文“棘”（并），应为国名或族徽，并国出现时间甚早，可追溯到早商时期，其地理位置应在山西中部太行山与吕梁山脉中间的冲击平原一带，其族人在商代晚期进行迁徙，一支向东至山东，一支向西至陕西，后又至甘肃。

新乡市博物馆藏商代“并”铜觚，通高29.4cm，口径17.lcm，底10cm，重1.025kg，口沿缺块，三级品，由原平原省博物馆拨交新乡市博物馆收藏。“并”觚圆体，形似喇叭，侈口，细颈，高圈足，腰、足部均有四凸棱，造型优美。颈部饰四组蕉叶纹，腰部与足部皆饰商周时期最流行的兽面纹，腰与足之间有弦纹两道，纹饰繁复且细腻，极具凝重神秘之感。足内壁上有铭文“棘”，为国名或族徽。

一、青铜觚的起源与流变

商周时期青铜器器型大多源于陶器，青铜觚亦然，是仿陶觚制作而成，商周时期较为常见青铜礼器之一。

觚长身侈口，底部和口部都呈喇叭状，最细在中部，其定名是宋人依据文献而定，依据有二。一是《周礼·考工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以酒器的容量为定名标准二是《庄子·大宗师》载“其觚而不竖也”，即觚是有棱的器物。但是也有文献记载觚为三升，且后期发现许多定名为“觚”的器物其实际容量也并非为二升，“觚”发展到后期也出现了一批没有棱的器型。所以对于“觚”的定名有待考证，但在没有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下，目前依然约定俗成的保持宋代的命名。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觚产生于二里岗时期，到殷墟三期发展到鼎盛，殷末周初走向衰亡，西周早期偏晚逐渐消失。

铜觚是商代礼器中的饮酒之器，常常与爵、斝在商周墓葬中被共同发掘，所以学者认为觚与爵、斝的实际用途有所关联，是较为稳定的酒器组合，且数量越多，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古代先王铸造觚，是为了劝解人们不要因为饮酒而败坏了德行，而陷自己于孤立无援的境界。除了作为饮酒器，也有人认为觚是献灌之器，只是“铜觚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用来饮酒，献灌是发展到商晚期时的辅助功能”

《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曾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何解？何宴在《论语集解》说：“以喻为政不得其道则不成”，朱熹注释“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是说“觚”的形制已面目全非，由此引发对当时社会的感叹，孔子以“觚”形制的变化来暗喻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由此可知铜觚在当时礼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居于核心地位，才能让孔子以“觚”来指代礼制。

根据存世铜觚的器型及纹饰，可以将其发展分为四期。

第一期是商代早期后段。这一时期的铜觚制作相对较为粗糙，平腹，圈足较低，花纹和纹饰比较简单，未见有铭文的器物。

第二期是商代晚期偏早。这一时期的铜觚由平腹发展到鼓腹，鼓腹已经从微微鼓起发展到全部鼓出，并向三段式过渡，器壁变厚，圈足变高，十字孔变小，整个体型也变得像细体发展，花纹仍以带状纹饰为主，但变得更复杂，亦不见铭文。

第三期是商代晚期中段，是铜觚的成熟期和繁盛期。此时期的铜觚数量最多，形制也最为繁杂。以三段式为主，且多为细体觚。纹饰变得繁复，多为满花器，一般口下为蕉叶纹，辅以兽面，腹部和圈足为饕餮纹，腹上下界以弦纹。扉棱装饰也由竖棱状发展为羽状，并由两条变为四条，器物具有极强的立体感。明器觚出现，且数量不断增多。此时的铜觚显得庄严肃穆，体现出来商朝的鼎盛，铭文出现且极为常见，多为族徽或者器主之名。

第四期是商代晚期后段至西周早期，是铜觚的衰退和消亡期。此时期高体觚数量减少，早期的平腹觚和粗体觚复兴。明器变得常见，且多素面无纹，制作粗糙。这一时期出现了长达十字以上的铭文，除族徽、器主名字外，还有简单的自名体铭文，某人为某某做器，是一个重大突破。

对照以上青铜觚的发展时期可知，新乡市博物馆藏的商代“并”铜觚属于第三期商代晚期中段的器物。

二、“并”之考论

“棘”即今“并”，从字形结构来看，是两人并排正面站立，与“棘”“棘”’等意义相同，后皆隶变为“并”，其意引申为各种事物的并立。

“并”在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如“田于并”、“王命吴以子方奠于并”等。屈万里指出：“并，地名：卜辞习见。殷王田猎区，多在今河南沁阳一带，此并地疑亦距沁阳不远”。郑州小双桥遗址为商代早期晚段，曾出土“并”字形陶符，郑州距离沁阳田猎区不远，以此推断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并”字陶符与甲骨卜辞中的“并”应有一定关联，推测“并”作为国名、地名或者族徽，至迟在商代早期晚段已经出现。

“并”作为地名、国民，似乎起源很早，而且它的得名或许与其最初所处地域的地理面貌有关，位于今山西省中部，包括自北而南的大同、定忻、太原、临汾等盆地，以及太行和吕梁两条山脉之间的河流冲积平原。

我国古代有九州制之说，虽版本不同，但是在《周礼·职方》和上博简《容成氏》的版本中都有“并州”，其大体位置就在太行山脉与吕梁山脉东西并立组成的区域，是并氏所居之处，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

传世器物和考古发掘都发现“并”字铭文的青铜器，如寿光县“益都侯城”遗址出土的“己並”铭文青铜器，从山西省石楼征集的“竝幷戈”等。据王永波先生统计，目前与并氏有关的著录与文的有铭青铜器共有20余件，一字铭文的共6件，铭文两字以上的有20件。

20世纪50--70年代，在今山西省中西部、陕西省东北部的晋陕交接一带，征集和发掘出土很多商代青铜器，其中有“并”字铭文青铜器在吕梁地区出土。这进一步印证了吕梁地区在商代时期曾为商的附属地、且称为“并”的史实。而山东寿光出土的并器，时代属殷墟文化第三期的武乙前后，较“垃井戈”晚，应是部分并氏族人由于某种原因东迁定居于山东寿光附近一带。

除此之外，并氏也有向西迁徙的可能。陕西岐山县曾发现一件“棘母戊爵”，其鋬下铸有铭文“棘母戊”。该器物为商代晚期作品，“母戊”为作器者的名字，棘与新乡市博物馆藏商“并”铜觚铭文一样，应为族徽或国名。学界根据“棘母戊爵”的特征判定其为殷墟文化二期即商代晚期中段的器物，并推测该器物可能是武丁时期由山西并地流转到陕西岐山，其原因或和武丁扩张疆域相关。且在商周之际和西周早期，陕西岐山一带的并氏可能继续向西北迁徙至甘肃一带。

“并”是一个古老的名称，至迟在商代早期晚段已经出现，它的命名与太行、吕梁的山脉走势呈现的地貌相关，这里居住着并氏子民，被称为“并州”、“并国”或者“并地”。约在商代晚期，并氏开始向外迁徙，一支向东在今山东地区，一支向西在陕西一带，后继续迁至甘肃一带。

三、商代“并”铜觚研究

新乡市博物馆藏商“并”铜觚，长身细腰，圆口外侈，腰部与足部皆饰兽面纹。兽面纹即饕餮纹，饕餮有首无身，贪婪好食，为上古神兽，令人望而生畏。早期此纹饰有戒贪禁欲的意思，后被统治者用其显示身份及控制民众思想。

根据商代青铜觚的发展分期得知，该“并”铜觚应属于第三期商代晚期中段的器物，可能为武丁朝所作。对照“棘母戊爵”的特征，两者制作时期应相同或相近。

该“并”铜觚是1958年由原平原省博物馆交接而来，再向前溯源便不得而知。平原省为旧省名，省会新乡市，其土地来源为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等六区，平原省博物馆藏品多源于此处。就地理位置而言，平原省与并地相距不远，且安阳作为商代都城亦在平原省辖区之内，在该区域出土或者传世“并”氏器物不足为奇。

新乡市博物馆藏商代“并”铜觚，制作于商代晚期中段，约为武丁朝器物，属居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冲积平原的并氏族人所有，传世或发掘出土不详，曾为平原省博物馆藏品，1958年拨交给新乡市博物馆保管至今。该铜觚足内壁有单字铭文“棘”（并），应为国名或族徽，并国出现时间甚早，可追溯到早商时期，其地理位置应在山西中部太行山与吕梁山脉中间的冲击平原一带，其族人在商代晚期进行迁徙，一支向东至山东，一支向西至陕西，后又至甘肃。

（作者供职于新乡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