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的演进推动着儿童诗歌的发展，伴随新世纪走来的中国儿童诗歌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消费文化和新媒介对儿童诗歌的内部和外部的艺术建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对儿童诗歌的创作、传播、阅读、研究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儿童诗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关键词： 儿童诗歌  新媒介  自我调整

回望百年中国儿童诗歌发展道路，已成历史，但历程直指未来。历史的演进推动着儿童诗歌的发展，伴随新世纪走来的中国儿童诗歌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传承儿童诗歌艺术传统上，儿童诗歌迈进新世纪后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情况更加复杂。

消费文化和新媒介对儿童诗歌的内部和外部的艺术建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在浓烈的商品化气息之下，儿童诗歌的艺术生态愈加丰富而复杂。进入21世纪，世界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意识、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热点和要务，消费支配和改变着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形态等，消费文化笼罩之下的儿童诗歌，促使出版和创作更关注当下的“儿童消费”，这构成了作用于儿童诗歌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儿童对诗歌的消费口味、消费兴趣、消费意念等能以最快的速度映射到在儿童诗歌的生产过程中，并对其直接产生作用，这也直接拉近了儿童诗歌创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消费文化下的儿童诗歌的功能倾向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娱乐功能空前凸显。中国儿童诗歌倾尽几十年努力恢复儿童诗歌的娱乐功能，举步维艰，这一点在新世纪却轻易解决。但这也造成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消费文化使儿童诗歌趋向“文化快餐”：形成诗歌创作者生产“一次性”诗歌作品，诗歌读者对诗歌进行“一次性消费”的怪圈。诗歌作者和读者在消费文化驱使下“共谋”，造成异化；其二，过度的娱乐功能凸显，产生“娱乐主义”倾向。创作者为迎合儿童读者的娱乐需求，产生“为了娱乐而娱乐”的创作目的。这两种趋向严重破坏了儿童诗歌的原有艺术生态。

随着新世纪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媒介成为媒介主导，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对儿童诗歌的创作、传播、阅读、研究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媒介让儿童诗歌的传播方式更丰富、让诗歌创作者与读者联结更加紧密、让诗歌文本形态更加多样化。新媒体时代，电脑、手机等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媒介环境的巨变，对儿童来说，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儿童文化和儿童观念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文学从未停止过变革的脚步，但大多变革多与创作本身有关，与传播相关联如此密切，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传播技术变革着儿童诗歌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各个环节。

在消费文化和新媒介笼罩下的新世纪，儿童趋向“成人化”。儿童诗歌随儿童的“成人化”倾向做出调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曹文轩就指出：“我们的少年所处的文化氛围与过去大大的不一样了。生活使现在的孩子组成了一种崭新的心理结构。现代一个10岁少年与10年前一个10岁少年，思维方式、感情方式都不一样。”[1]这一趋势在新世纪更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儿童高度的“社会化”和“成熟化”，对儿童诗歌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儿童诗歌创作受读者群体的剧烈变化做出调整：趣味性、形象性、思想性需要跟上儿童的变化节奏。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诗歌要刻意的迎合读者和市场，而是根据时代、读者的变化创作出与时俱进的儿童诗歌。儿童诗歌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新的气象，诗歌创作者为化解儿童“成人化”倾向不断做出调整：把握当前儿童的现状，站在儿童的角度，深入到儿童的世界中去创作出符合新世纪儿童特点的诗歌作品。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调整就是儿童诗歌对“幽默趣味”的加强。事实上幽默趣味是儿童文学最应该体现的艺术本性。新时期儿童诗歌就有从严肃到幽默快乐发展的趋向，到新世纪这种趋向更为明显。幽默趣味最能触动孩子的精神世界，使其产生精神愉悦感。高洪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诗歌创作者已经自觉追求诗歌的趣味性和幽默性。高洪波是一个具有幽默气质的诗人，早在1989年他就曾发表论文《幽默化，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倡导幽默精神，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关注到幽默儿童文学风潮的到来，1998年他编辑了“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共12部作品），分别是小说、诗歌、童话，任溶溶的儿童诗歌集《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高洪波的儿童诗歌集《懒的驴子》尤为突出。在中国儿童诗歌的发展演进过程中，“说教”是最大的拦路虎，而幽默能对说教进行最有效、最根本的消解。这种幽默不同于低级的“搞笑”，而是基于对儿童的尊重，给读者以智慧。“五四”时期周作人便阐释了儿童文学的作用：顺应满足儿童自身的兴趣，追求“精神愉悦感”。诗人高洪波在其儿童诗歌创作和研究中秉承“将快乐还给儿童”的理念；王泉根也曾提到：“一个民族的下一代，如果缺乏想象，不会笑，更谈不上幽默，而是像鲁迅批评的那样，呆头呆脑，麻木，死相，那将是多么的悲哀。只有对自己命运与未来前景充满无限自信力的民族，才会把儿童文学作为头等重要的文化事业，才会培养未来一代包括幽默精神在内的高尚的人格要素……”[2]幽默可以使诗人用自己的特有的视角和心态，在轻松的氛围下，用睿智幽默的语言赋予情趣和欢乐。

幽默色彩的儿童诗歌，具有与儿童的生活、感受、认知等方面联结紧密的喜剧性，幽默表面是引发儿童的欢笑，本质上却赋予儿童积极的精神和力量。幽默在儿童诗歌里包含两种类型的趣味：一为“智趣”，二为“稚趣”。最为典型的是“稚趣”，这是儿童诗歌幽默的底色，“稚趣”构成了儿童诗歌幽默有别于一般文学幽默的基本特征，这总是与童心密不可分的。新世纪儿童诗歌向“幽默趣味”调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当代儿童观的进步。从童年观的层面上考量，只有人们意识到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其精神世界独特的美感时，真正以童年为核心的幽默才能发展起来。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把幽默视为积极力量，充满了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积极认同，最为典型的体现是“顽童”形象在儿童诗歌中得到正面肯定。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这是儿童诗歌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新世纪儿童诗歌所显露的这一发展趋势，是作为时代背景的新世纪本身的巨变所致，更是儿童诗歌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和发展规律所致。立足于新世纪，指向未来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需要有开放性的胸怀、整体性的视野、建设性的眼光。回望儿童诗歌百年历程，其理论建设举步维艰，新世纪的趋向又令人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

（Endnotes）

曹文轩：《曹文轩论儿童文学》，第135页，海豚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第540页，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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