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立刻拿到被承诺的薪资，是不少汇聚在这里找零工的人的第一动力。
来招工的人深谙这一点，早晨5时半，第一个招工头来到广场，一边走近人群一边阔声吆道：“八点到八点，下班就给钱。”
这句话喊得异常清晰响亮，而后才给人听清具体的工作：扛淤泥，需要两个人，到点给240元，直接微信打款。
这是个肥差，不一会儿就招齐了两个。招工头跟他们说，可以打车送他们去地铁站，8时前到20多公里外的海珠区就行。
负责一家化妆品厂招工的老吴待得久些，他要找十来个40岁以下、能干满一周的人。每天12个小时，160元，如果连续干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
去年，厂里的产量没达标，好不容易等到年后开春，开始赶工，最近缺人手，才需要臨时工。
老吴观察到，愿意在工厂长期待下去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因无他，“老板压着工程款”。这次招日结，老吴自己都垫了几万块出来。日结是必须当天结算的，这是法规，也是行规。
“临时感”于是反而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干一天，得一天，对比之下，流水线固定工人并不见得有优势：工作时间大部分要求十个小时以上，工资平均在3000至4000元，且大多没有五险一金。不少工厂还要求员工在进厂前先交一笔押金买厂服、饭卡等，离职时却未必能全部退还。最怕的是老板“跑路”或工厂倒闭后，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无论早市还是晚市，工头和招工者的气质是明显的。他们大多已是当地的熟脸，无需招牌和明示，却依然能以一种入侵者姿态闯入人群—穿着较零工们更整洁崭新的衣着，昂首挺胸，嗓门高阔，眼神四下搜刮，几秒内就能像吸铁磁一样在自己周围聚起一圈工人；言简意赅聊完后，带走一批人，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剩下的人，则继续等待着适合自己的或自己能够上的工作，来这里“吸”走他们。
这些看似被动等待的求职者，其实也在主动抉择。不喜欢的，薪酬不满意的，不想去就不去，下雨天也可以“摆烂”，生病也犯不着看人脸色请假。
30岁的重庆人小田也闲了好几天。小田踩着一双人字拖，身上是橘色花纹外套，他微胖，和周遭灰扑扑的工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他干过广告刷漆、流水线、直播带货，却最终都没干下去。“我不是那块料”，他重复了几遍。
范李用老人家的语气劝他：你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你那双人字拖。“人家工地哪要拖鞋的？”
小田不服，“广东人都穿人字拖”。他恍恍然地盯着眼前驰过积水的汽车，“那些有钱人都是做什么的啊？”
她不断浏览网上的招聘信息，发现很多大公司都“奄奄一息”，“我感觉不是那些公司不要我，而是这个大环境暂时不要它们了”。
一旁的张超笑着劝他，“那些车里的有钱人手上的现金未必有你多”。
张超高瘦，穿黑色棉衣，一直抱着双臂站在旁边，一语不发地看着工人们如阵雨来了又去。
2022年底，自己开了两年多的加工店倒闭后，张超开始靠散打零工度日。但他是挑的，符合自己技工的专业才去，“电工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譬如车床，260元一天，加班3小时就算半天，可以多得130元。
薪酬太低的，张超也不去，“十五六块钱一个小时怎么弄？”按他的说法，那些十几元时薪的零工，大多是被中介克扣了一半后剩下的价格。
再被细问，他也只是冷笑。
电器技工是张超干了一辈子的行当，他从18岁开始学习技工，曾在一家模具厂“三进三出”，干了五六年，后来又在某国营厂干了四五年，2019年，从国营厂辞职，自己创业开加工店。
可惜没赶上好时候。创业失败后，张超也企图再次回到国营厂，哪怕有老乡在那儿，也已经回不去了，“人家不招了”。
今年54岁的胡姐就不挑活儿，她反而喜欢去工地，“只要力气就可以”，但她身份证上的年龄是59岁，比实际年龄更吃亏一些。胡姐是河南人，有着瘦削精干的面庞、梳得光洁明亮的头发，好似有一身用不完的劲儿。她没想过回老家，哪怕在省会郑州，工厂数量和工作机会也远远比不上南方沿海城市。
暮色降临，晚市招工结束了，范李没等到自己能干的工作，但他坚持要请我吃一顿他天天去的快餐店。他拿了一盘自取菜，两碗饭，有几只虾，还有广东最常见的菜心和炒莲藕。
长虹村最多的就是湘菜。若在零工招聘广场待上一个多小时，同工人们闲聊，五个里也许有三个湖南人。
但范李却对家乡味没有留念，如今，他孑然一身在大城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于未来，“过一天是一天”。
“更老些时候怎么办？”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问题，望着窗外的马路，回忆起30年前的长虹村：“都是农田，种菜。”当时，他也参与了修路铺路。
见缝生长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出版了《朝不保夕的人》（precariat）一书，副标题叫“The New Dangerous Class”，指代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生存不稳定，看不见未来、只能活在当下的人。
2024年3月12日上午5时许，零时工们点起了烟，等待坐车去工地
书中提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据：2011年，很多国家都有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1/2。而出人意料的是，“朝不保夕”者大多集中于年轻群体。
随着数字化与互联网的普及，通过零工度日的人们，除了大龄农民工群体，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参与方式。
或因个人条件如学历、家庭等限制，或因在职场上曾遭遇过难以忍受的体验，他们放下了对所谓“稳定工作”的执念，选择成为城市里无根漂泊的蒲公英，散漫与自由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