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选择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作为中国高校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在时代背景下见证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选择。

西迁昆明

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院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走到了继续西迁的最后一程。

为了躲避战火,挽救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内迁各校,三所高校的学生定于1937年10月赴长沙报到,但仅仅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也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继续西迁的工作列入日程。经过65天3500里的长途跋涉,三所高校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抵达昆明,他们从昆明城东南的迤西会馆出发,经过市中心的金碧路。这条路当时是广东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路上有昆明标志性的“金马”“碧鸡”两大牌坊,相传每60年,碧鸡坊的影子与金马坊的影子会交汇在一起,那分别是太阳和月亮的光影。

南湖是联大师生在云南蒙自办学时常去散步的地方,这里让很多人联想起故都北平

如今这里仍是昆明的地标建筑,以复建的两大牌坊为核心,形成了以市民广场为中心的步行购物场所。而在它南侧的巷子里,则掩映着蔡锷将军的故居,这位曾在昆明发动起义,推动民主共和进程的云南都督,开办了云南全省工钱局,次年改名为富滇银行,位置就在金马碧鸡广场的北侧。富滇银行在龙云执政期间,依靠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央行的角色,是地方军阀统治云南的重要金融工具。地方经济的稳定也成为西南联大做出西迁选择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当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的消息公布后,很多地方都表示了欢迎,广西政府邀请临时大学去桂林或者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瓒主张迁往昆明,他了解云南,父亲秦树声在清末时担任过云南学台,秦瓒曾随父前往,而且在当地有很多父亲的关系可以利用。临大常委采纳了秦瓒的建议,1938年1月任命他为先遣队长,与迁校筹备委员杨石先、王明之赴昆明探勘。秦瓒到昆后,他的关系果然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教育厅长龚自知极为支持,云南省主席龙云也表示甚为欢迎。

但迁滇的决定在校园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闻一多曾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长沙临时大学围绕是否迁滇的争论,不仅是战事爆发以来学校关于如何对待战争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当时教育界關于怎样投身抗战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一时期的舆论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闻一多的孙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向本刊分析道。

截然对立的意见并没有动摇长沙临时大学的搬迁决心。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曾阐述迁校的初衷,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选择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

滇越铁路这条在当年对云南异常重要的铁路线,它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这个小站距离联大文法学院上过一学期课的小城蒙自约有半小时车程,从越南境内西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地方政府有意将碧色寨车站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时,当地村民正在复建站台和铁道两侧的民房,在墙面上刷着法式风情的淡黄色油漆。一个来自法国的考察旅游产品项目的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正在站台里参观“云端上的铁路”老照片展。这些照片拍摄于1903~1908年,拍摄者是当时参与修筑铁路的法国会计师乔治·奥古斯特·玛尔伯特,图片里展示了当年沿着陡峭的山崖修建铁路的不易。而在已经修缮完整的宽铁轨旁,还有几段尺寸较小的窄铁轨残段,法国团队的导游对此并没有做什么介绍,但这条两轨间距仅为600毫米的“个碧石铁路”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当年在蔡锷的批示下,由个旧锡矿商人集资修建的一条铁路,目的是为了抵制法国人对个旧的锡矿资源掠夺,用一种小尺寸的铁轨将个旧的矿藏经碧色寨直接运往石屏。尽管这条铁路已废止多年,但这段历史仍旧闪耀着云南人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决心。

临大决定西迁时,蒋梦麟为了说服同学,特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在演讲中说道,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但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这种表态多少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况且继续学习与投入抗战并不矛盾,只是救国的方式不同,有些同学“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得读书对了”。

但搬迁的过程异常艰难。从长沙临大赴滇路线有三种:一是从湖南途经贵州到云南的步行路线;二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第三条路线是沿刚刚竣工通车的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至河内,同样沿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在这三条路线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湘黔滇旅行团的3500里长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道:“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可见,即使在当时,这段湘黔滇长征已令世人钦佩不已,而作为保存国粹、延续文脉的文化大迁移中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更自不必言。

蒙自分校后面的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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