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积极参与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因而选择合理的理论工具对其展开研究就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本文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和伯明翰学派传统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研究，可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将三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同时也要注意避开理论本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大众文化；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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