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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人是什么形象呢？有一句广为传颂的话，即有一种潇洒叫魏晋风度。他们大概应该醉卧竹林，沉溺于琴棋书画，纵情山水，放达于宇宙万物，洒脱超逸是他们思想符号，不尊礼法是他们的行为标准。那么这样志趣高洁的魏晋士人，对钱财这个身外之物有着怎样的观念呢。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日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这首著名的《钱神沦》就是西晋人鲁褒所作，后世对钱的戏称孔方兄就是源于此。全文极尽嘲讽之语，描绘了西晋时人对于金钱近乎疯狂地追逐，可见西晋时期有着不同寻常的爱钱之风。但这不能说明志趣高洁的魏晋士人也这么疯狂爱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小故事。

一、王戎俭吝

谈到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应该没有人反驳他的名士身份，但就是这样一位名士，却吝啬到极致。第一件事是王戎儿子成婚：“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的次予成婚，王戌送了一件单衣，思索几天后，竞要回去了。第二件事是王戎女儿嫁人：“王戎女适裴镇，贷钱数_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王戌的女儿出嫁向娘家借了几万钱，回家时未还钱，王戊便面色不悦，直至还上钱才放心。第三件事，就是著名的王戎钻李：“王戎有好李，常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其实以上二件事讲的是王戎的吝啬，并不能直接说明王戎的爱财无度，但王戎是什么人呢，汉魏晋二朝士族官至大司马，良田水碓无数、洛下无比。就是这样极富的王戎，算计着儿了成亲的贺礼、女儿借贷的区区万钱和自家好李的李子核儿，并“每与大人灯下散筹算计”，夜夜计算自己的钱财，可谓爱钱到极致。

二、石崇劫客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魏晋的很多名士爱财却取之无道。如如西晋重臣石崇曾命部下伪装劫匪劫掠来往客商，“在荆州劫远使课商，致富不赀。”石崇作为朝廷重臣，爱财也就罢了，竟然以这种手段劫掠财物且不善加遮掩，可见对于金钱的贪恋以经到了极点。

三、重臣斗富

西晋斗富成风，甚至于皇帝亲自参与助臣下斗富，这种得到上层统治者认可的行为便愈加猖獗。斗富之事以石崇和王恺斗富为首，上行下效，整个西晋朝廷充斥着奢靡攀比之风。《晋书》记载石崇“丝竹尽当时之选，疱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石崇所听的丝竹管弦都是当时最上乘的，一餐之数就要穷尽当时水陆之间的奇珍异馐，与当时贵戚羊琇、王恺以奢靡相争。据史书记载当时石崇的财富竟然连皇帝都比不上，当时晋武帝帮助自己的舅舅王恺与石崇斗富，犹不能胜，可见当时王恺的财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何曾何邵父子也是豪奢极欲的典型代表，何曾去宫中赴宴，宫中御膳也没有可吃的下去的，皇帝就命人去他府中取他的吃食，蒸饼上不划出十字，就不下口。每日食钱近万，还说没有可下筷子的地方。“然（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曾子邵）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由此可看魏晋是少数的极度奢靡的时代，名士名臣不仅贪财无度且斗富无F限。

那么为什么魏晋士人会这么爱钱呢，主要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的放纵。吕思勉曾说过：“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功臣之后、外戚之伦，其实就是世家大族。司马氏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就是这些世家大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氏必要以利益笼络这些士族，士族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更加愿意拥护司马氏的政权。另一方面，晋武帝司马炎支持重臣斗富也是一种平衡士族势力的方法。事实上，西晋时期士族势力要比皇族势力大，士族之间争权夺利如不加以平衡，难免会有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而这种情况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放纵臣子互相争斗，权利此消彼长，才能平衡官场收复四方。比较有趣的是士族之间无穷无尽的敛财斗富，他们的统治者司马炎却下令弘扬节俭“戊辰，下诏大弘节俭，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宫以下各有差。”;不仅下令节俭，自己也身体力行，苛守礼制：“初，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上述可见司马炎明发诏令厉行节俭，自身的吃穿用度甚至比不过臣子，但他却纵容臣下的敛财斗富。有些忠直的大臣上奏弹劾他就一味装可怜显得宽厚大度，以求在后世人的眼中，这位皇帝简朴自持、宽厚大度，即使臣子行为无度，他也只是约束不严而己，没有什么大的罪过。但其实晋武帝也不是真正的节俭，他大兴庙宇劳民伤财，寺庙往往金碧辉煌堪比皇城，所挥霍的钱财也并不比臣下少。所以从以上来看，统治者自身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庙宇满足私欲，并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放纵臣子敛财斗富，如此上行下效，贪财之风开始盛行毫不遮掩。

传统的魏晋士人形象还是太过单薄和美化，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不可能尽善尽美。魏晋士人自有其独特的风骨，但也有其劣性鄙陋之处。西晋初定，乱世之后人们对于财物的依赖必然加强，所以西晋所应该做的就是休养生息、安定民心。但司马氏政权依靠世家大族上位，吸取曹魏庶族地主集团覆灭的教训，对世家大族偏听偏信礼遇有加。世家大族为了扩充势力，不断劫掠民脂民膏，加上中央政策虎头蛇尾，魏晋士人还未安定的心又浮动了起来，穷奢极欲成了魏晋士人普遍的生活状态。表现在生活中就是贪财、奢靡的生活习惯和不加节制的掳掠，将人性的恶劣面完全的激发出来。西晋后，在政权频繁更迭的社会环境下，财富地位得失只在顷刻间，士人对于动荡的社会更加失去信心，他们崇尚玄学不遵礼法只顾生前的享乐，甚至只在乎片刻的安逸，潇洒的背后其实是厝火积薪的偷安心理，也是时代造就的一种可悲。

但是单说魏晋士人敛财奢靡，而忽略了其贡献也是不科学的。正如之前曹魏时期的建安风骨一样，竹林七贤此类的一大批魏晋士人在文学、哲学和科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学上，阮籍、嵇康的咏怀诗承继建安风骨，又发展的更加文质俱佳，较建安诗更隐晦，而含义更深远。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其代表作，为后人辑录而成，是中国古代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嵇康善诗善文，在玄学方面大有成就，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西晋太康年间，诗赋的发展又迎来一次高峰，当时有三张、二陆、两潘和一左，分别为张亢、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其中左思的赋、陆机的乐府诗和潘岳的悼亡诗最广为传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辉煌灿烂的一笔。所以魏晋士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特殊的魏晋文化，又经后人传颂成了魏晋风度，在客观上说，魏晋士人的贡献是独特的，当得起魏晋风度这一美称。

总之，魏晋士人潇洒的风度是有的，穷奢极欲也是有的。他们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拼尽力气拿到一切能够对自己有保障的权力和物质，时代使然，他们没有空暇去考虑国家社稷，甚至没有空暇去考虑自己下一刻的命运。我相信如果不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士人的品格他们也该是有的，或许夜深人静，他们也会细读史书里的名臣列传，然后慨叹遗憾自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在这样独特的时代下，魏晋士人随着历史的洪流形成了独特的魏晋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宝库，这一方面来说魏晋士人依然是值得敬佩的。

（作者供职于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