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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饮茶，并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套茶文化。有茶必有茶具，而在茶具中尤以瓷器最适合茶艺。寿州窑是淮河边上的古陶瓷生产基地，隋唐时期生产了大量的瓷器用品，就其品种而言，瓶、壶、罐、瓮、碗、盏、杯、钵、盂、穿戴壶、执壶等与水相关的产品占据了大宗。这些产品多数用于百姓生活和茶肆经营，它们为饮茶准备了物质基础，丰富了茶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饮茶习俗更具有艺术和审美。本文从茶文化和寿州窑的辩证发展关系切入，在茶文化视域下来看寿州窑发展的过程，也是对茶文化遗产研究的全面考量和深入推进。

寿州窑坐落在淮河中游南岸，其中心窑场位于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千年之前，这里炉火通明，窑烟袅袅，人员如织。而今，这里已是现代化的小镇和农田，寿州窑残砖断瓦、破壶烂碗久久沉睡在这片土地上。

寿州窑为江淮名窑，在唐代已是知名的陶瓷窑场。著名的唐代茶圣陆羽，从茶文化和茶具的角度，品鉴了寿州瓷器。其文这样写道：“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越州上，寿州、洪州次。……寿州瓷黄，茶色紫。”1954淮河洪水过后，上窑地面上七零八落地散布一些瓷片，引起了当地和文物专家的注意。1960年安徽省博物馆和淮南市博物馆专家合作调查，确认这是古代的瓷窑场，1988年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寿州窑瓷器标本，也证实了陆羽《茶经》记录的真实性。

一、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闾阎，茶文化的策源地。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喜好饮茶，黄河流域的北朝社会尚无饮茶习惯。唐代风行饮茶，并形成了茶文化。上到天子和王公大臣，下到僧侣平民都喜欢吃茶品茗。陆羽《茶经》中说茶饮，盛于国朝，民间比屋之饮。“比屋之饮”，就是老百姓每家都爱喝茶，可以想象唐代饮茶风气的盛行。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讲述了唐代南北人到处煮饮，茶道大行，塞外回鹘人也学会了饮茶。《茶经》记载了淮南道所产茶叶的优劣，指出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蓟州，贵州又下。

从广义上讲，一切与茶相关的活动，都可视为茶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茶树培育、茶叶制作工艺、烹茶用水、泡茶器具、茶民俗、茶旅游、茶艺、茶礼、茶书法、茶绘画等。饮茶既是物质的需要，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常饮茶还能起到茶疗保健功效。止渴除疫、湿润口腔，凉爽、止咳、少睡、防龋、去烦腻、坚齿、消蠹、利尿等。

西晋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以诗写茶”最早的文学作品。茶饮已经成为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唐代出现了一批有名的茶士，他们为“茶饮”创作了很多诗歌。据统计，我国历史上关于茶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有关诗词多达2000多首。唐代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很有意思，“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唐代毛文锡著有《茶谱》，《茶谱》也是一本有关茶学的巨著。”，

二、茶具

隋唐时人们常把茶叶碾碎，用模具压制成饼状的团茶。宋朝末年流行散茶制法，于是制茶法由团茶发展到散茶。制茶的变化离不开茶具发展，茶具是茶文化最精彩的部分，离开了茶具就形成不了茶文化。陆羽在《茶经》中记录了烹茶、品饮的二十四器，包括风炉、釜、碾等必须品。“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可见，茶器对品茗的重要意义。晋代杜预主张“饮茶必须重视茶具的选择”。茶器的使用艺术，展现的是一种文化和礼仪，让人在喝茶的同时享受展演的艺术魅力。“从备水、到理茶、置茶、喝茶和净洁，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要求装备有专门且雅致的茶器。”

寿州窑烧制的产品大多是民用瓷，服务于百姓日常生活。期间烧制了许多的茶具，包括备水用的瓮、缸、罐、四系壶、盘口壶、钵、四系瓷壶、双系罐、盂口瓶;背水的龟形壶和穿带壶;饮茶用的碗、盏、平底杯、高足杯、执壶、盂口壶、单柄壶、小口瓶、小喇叭口瓶、高足盏;煮茶用的青瓷炉;倒废茶的渣斗。寿州窑生产的大部分瓷器都与饮茶和饮酒有关，有时同一器物既可以用作茶器和也可以酒器。隋朝开皇三年，酿酒听民自酤，官私酿造业开始兴盛。唐代，酿造业进一步获得发展，唐德宗时明文规定“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麯而已”说明淮南酿酒业受到重视，政府专营，盈利颇丰。生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园最早出现在淮南地区的寿州。唐德宗在《讨伐吴少诚招》的诏文中，即强调保护“寿州茶园”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越州上，寿州、洪州次。寿州瓷黄，茶色紫。”

寿州瓷作为传统茶具的烧造基地，自然也属于我国古代茶文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寿州窑瓷器就没有淮河岸边丰富的茶文化。同样，没有成熟的茶文化和对瓷茶具的强大需求，寿州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也势必受到制约和影响。因此，从传统茶文化的视角谈论寿州窑的发展历史，是符合逻辑和二者相互关系辩证理论。

三、寿州窑的历史沿革

（一）兴起阶段一南北朝中晚期

安徽省博物院胡悦谦认为寿州窑创烧于南北朝中、晚期，地点在今天毗邻淮南上窑镇的凤阳武店区临泉寺、官塘乡上刘庄和大刘庄，王业友也认为寿州窑在六朝末年创烧，历经粱陈，在唐代兴盛。1988年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层和标本。目前出土最早的寿州窑瓷器为1984年合肥隋开皇3年墓出土的青釉六系盘口壶，盘口壶造型具有南方越窑文化特点，盘口，细长颈、光素纹，肩部安置6个横置泥条系，施半釉，不及底，平底。从横置系和釉色来看，还具有南北朝南方越窑文化的孑遗。隋开皇3年为隋朝建立的第3年，公元583年，可以推测寿州窑在南北朝末期可能已经烧造。

寿州窑问世不是偶然现象，是当时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北民南迁江淮之地，人心思定，渴望安居乐业。人口的增加导致社会需求增加，瓷器，老百姓生活普遍使用的物品市场紧缺，这种市场需求是一种强大的原动力，刺激寿州先民创寻求出路。淮南得天独厚的烧造资源为寿州窑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是水源，不仅为耙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提供用水，也为产品销售准备了天然水道。二是瓷土，淮南上窑镇附近至今还有丰富的次生高岭土存在，在当时丰富的瓷土为陶瓷制作注入了动力。三是，燃料，淮南存在三山，有山必有树木，--既有天然林，也有人工林，另外，烧窑燃料木本植物、禾本植物皆可，芦苇杆也是比较好的烧炉燃料。在淮河两岸绵长的低洼地段，野生和人工栽培的芦苇丰富茂盛，用以烧窑完全可以。青瓷鼻祖越窑向淮南的产品输入自东汉既有，南北朝时精美的越窑产品也源远不断的卖给淮南先民使用，这里发现了许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越窑产品，淮南市博物馆藏有越窑四凤鸟系罐非常漂亮。产品的使用必然引发技术的思考，或者向越窑学习技术的冲动。从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寿州窑产品看，越窑艺术特色显现无疑。

（二）发展阶段一隋

隋代寿州窑烧制产品，青釉瓷，窑址在淮南上窑镇的管咀孜，用淮南产的次生高岭土做成坯体，施青灰色石灰釉，敲之声音清脆。它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利用还原焰烧制而成。

隋代窑址分布于凤阳武店临泉寺，官塘乡大刘庄和上刘庄，淮南上窑镇管咀孜附近。管咀孜窑址自1988年发掘以来，以及后期的多次调查，见到的标本有敛口直腹碗、钵、盘口壶、小口水盂、大口盏、敞口盘、高足盘、高足杯、罐，还有五叉、六叉支丁、支托，托钵、窑棒、匣钵等。

1984年5月，安徽博物馆在合肥市西郊七里墩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发掘一座砖室墓，随葬墓志记载为隋开皇3年（583年），出土器物有青灰釉四桥形系盘口壶，淡青灰釉仰覆莲瓣纹盘口壶1件，仰莲纹深腹碗，淡青灰釉碗、盏。1964年冬，寿县博物馆在寿县双门公社李祠大队祠东小队清理一座“开皇5年”刻铭砖的砖室墓，该墓出土了青釉四系盘口壶的壶颈部有二周凸弦纹，壶的系己由开皇3年的桥形系演化为双泥条系。1973年7月，安徽博物馆在合肥市西郊五里岗清理发掘一座有龙虎纹墓砖的砖室墓。墓志记载墓主为伏波将军墓，墓葬年代为开皇6年，出土遗物有青釉覆莲纹盘口壶1件，青釉瓷灯盏1件。1973年毫州市博物馆在亳州市河北轮窑厂清理了一座隋开皇20年砖石墓，墓主名叫王翰，出土了1件青釉四系盘口罐，盘口罐短颈，施半釉，坯体上施化妆土，它说明至迟在隋代晚期，寿州窑青釉瓷器开始使用化妆土美化坯体。1978年无为县隋代砖室墓中出土1件寿州窑龙柄鸡首壶。

从全国各地发现的隋代寿州窑产品种类看，有青釉高足盘、水盂、龙柄壶、高足杯、龙柄鸡首壶、双龙柄壶、碗、盏、四系盘口壶、小喇叭口壶、莲瓣纹碗、青釉印花钵、青釉四系罐、酒杯、青釉高柄灯台和青黄釉四系盘口壶等。用于备水饮茶的器物占据绝对数量。隋代寿州窑以青釉、青灰釉、青黄釉为主。隋代装饰手法有模印、刻划、贴塑、戳印、篦划等，纹饰有文字、几何纹、凹凸弦纹、绚索纹、双圈纹、联珠纹、莲瓣纹、忍冬纹、菊花纹、篦划纹、梅花、花草、贴塑动物、点状纹、圆圈纹、同心圆纹、波浪纹等，内容可分为帖塑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三类题材。

隋朝统一，隋炀帝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南北商业互通，带动了周边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寿州窑借助水陆之便，把烧制的产品远销他乡。

（三）兴盛阶段一唐朝

唐代的寿州窑是其历史上的发展黄金期。唐代的窑址有马家岗、上窑、余家沟、外窑、洞山和泉山等，淮河以北的潘集区平圩镇丁集南侧，靠近淮河的地方发现有寿州窑窑具，窑棒、支丁和残瓷片。在舜耕山以南的三和乡邹大郢孜附近发现二处唐代窑址，出土有窑具和残瓷片。窑址规模巨大，地点呈现以上窑镇为中心，向泉山延伸和淮河两岸扩散的分布特点。

从马家岗和余家沟发现的窑炉遗址表明，窑室为圆形，直径3cm左右，室内排列有井然的匣钵，匣钵问留有8cm的火路，普通粗器不用匣钵，这种窑炉应为中国北方常见的馒头窑。在泉山发现了一座南方常见的龙窑残留遗迹，“窑址残长17.1m，宽3.5m的斜坡形龙窑。窑墙为单砖平砌，内壁挂有1cm厚的‘窑汗’，在壁高40～50cm时开始起券，推算窑膛的高度在2m以上。窑床上铺有6cm左右的砂，俗称“软底”。窑内出有匣钵、釉陶类瓮、罐、坛。”

1984年6月，淮南市博物馆在淮南市孔店乡大柿园鲍庄发现一座砖室墓，出土唐代玉璧底黄釉碗1件。2016年寿县东郊的楚文化博物馆所在地清理出多座唐墓，出土唐代黄釉平底碗数个。唐代寿州窑产品出土地点，有淮南、寿县、凤阳、怀远、蚌埠、合肥、六安以及扬州等地。今天，国内文博机构珍藏有相当数量的寿州窑产品。如扬州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天津市博物馆、周口市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文物管理处、长丰县文物管理所、亳州市博物罐、阜阳市博物馆、临泉县博物馆、阜南县文物管理所、淮北市博物馆、宿州市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皖西博物馆、寿县博物馆、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定远县博物馆、安庆市博物馆、枞阳县文物管理所、淮南天宝文化双遗园、淮南市博物馆。

唐代烧制的器类十分丰富，可分为饮食器、盛储器、酒具、文具、寝具、玩具、建筑用瓷等，具体器类有执壶、平底碗、玉璧底碗、高足盏、瓷枕、瓮、罐、小喇叭口壶、四系盘口壶、穿带壶、背壶、盂口瓶、圆形砚、辟雍砚、水盂、筷笼、埙、动物俑、盘、纺轮、葫芦瓶、瓷豆、碾轮、模印龙纹砖、兽面纹瓦当、筒瓦、小执壶形水滴、省油灯、琉璃瓦、笔插、缸等。

唐代坯体装饰手法有捏塑、戳印、刻划、模印、剪纸贴花、剪纸漏花、堆塑等，纹饰有联珠纹、龙纹、单鱼纹、三鱼纹、云纹、人物、凸弦纹、刻划纹、绚索纹、莲瓣纹、菊花纹、蝴蝶纹、菊花纹、团花纹、葡萄纹、松叶纹、艾叶纹、鹿纹、枫叶纹、牡丹纹、荷花、如意纹、钱纹、圆涡纹和乳丁纹。可系统归纳地分为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四类不同题材。

黄釉瓷脱胎于隋代青釉瓷，又完全不同于青釉瓷。有专家说这是烧造青釉瓷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南北的诸多窑口中没有烧制大量而又成熟的黄釉瓷。寿州窑是第一家在唐代烧制黄釉瓷的窑口，在当时很有名气，身在浙江吴兴县的陆羽，拒绝做官，潜心研究茶俗，写出了著名的茶书《茶经》，记载了“寿州瓷黄，茶色紫。”也记录了寿州产茶的品质。寿州窑黄釉瓷是偶然与必然的有机结合，隋朝青釉瓷采用的是还原焰，而黄釉是采用氧化焰，这是技术理论的成熟所致，而不是靠一两次偶然性就能烧出如此成功的黄釉品种，当然还有黑釉、酱釉、茶叶末釉等唐代以前寿州窑几乎见不到的釉色瓷。这种色彩的变化是良工苦心钻研、思考的结果，在一次次失败气息上，烧制成功的。寿州窑在南青北白的市场格局下，创出了与青白瓷迥然不同的新鲜黄釉瓷，让陶瓷界耳目一新，也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唐代瓷业之所以发达，一是因为产品价廉物美，种类多，用途广泛。二是，唐代铜产量少，铜器贵，使用量有限。三是，唐代后期出现钱荒，民间铜器铸造受限制，则瓷器需求增加。四是，唐代盛行饮茶，只有瓷器适合煮茶和饮茶。

（四）衰落阶段一唐末五代

寿州窑从初创到全盛，再到衰落，是符合事物发展自身规律的，任何事物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就像是人的生命，从出生到壮年再到死亡，又像新车代谢和四季更替。寿州窑的发展过程是有自身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寿州窑的衰落也必然是受到内外部的不利因素导致。观察其内因来看，寿州窑在唐代末期、五代，以至宋代，产品的造型和釉色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质地依然粗糙，换句话说，寿州窑没有与时俱进，寿州窑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滞后于时代，所生产的产品缺少创新，已经过时了。寿州窑的外部环境在唐代中后期变得异常糟糕，首先是安史之乱破坏了唐朝得社会、经济、商贸秩序，北方经济基础破坏殆尽，人口数量极速锐减，瓷器消费能力严重下降。同时唐政府加重了淮河以南地区的财政和经济负担。黄巢起义（878-884年），历时最久，遍及最大，流窜淮南，破坏生产，人口锐减，百姓贫困无力购买生活用瓷。五代十国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洛阳“井邑穷民，不满百户”，淮南“士民转徙几尽”，南方扬州“饥民相杀而食”。南北缺少统一市场，关卡林立，商税严重。“在战争状态下，消费市场缩小，尤其是中下层的消费市场。破产和流亡就成为许多中小手工业者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动乱的年代，人们的幸福安居的生活状态被打乱，饮茶文化受到沉重的打击，人们甚至要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寿州窑也遭受破坏，导致规模萎缩，甚至生产停滞。再加上附近的瓷土大量消耗，木本燃料也消耗巨大，生产成本明显提高，寿州窑在内外交困中无力延续。

（五）停烧

寿州窑的停烧年代，目前还不能准备判断，一是无明显的文献记载，二是在寿州窑考古发掘历史上，还没有发现唐代之后的文化层。不过，从淮南市博物馆近年来征集来的寿州窑瓷器品种中，发现有6件元宝形瓷枕，其上模印龙纹和纪念铭文，文字内容：“大中祥符”、“千秋万岁”等字样。“大中祥符”是北宋真宗第3个年号，可见，寿州窑的烧造时间已经推进到了北宋早期。在寿州窑展厅里，陈列瓷枕中也发现了“荷叶形”瓷枕，这种枕头在磁州窑里比较多见，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寿州窑的烧造时间向后延续到北宋中期。笔者以为，随着对寿州窑认识的不断加深，其停烧年代的推算越来越接近历史实际。

四、寿州窑的时代价值

（一）历史价值

寿州窑经历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历时400年，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影响较小到影响到大，社会声誉和价值的取得离不开寿州窑人的努力、汗水和发展思路。寿州窑所在的上窑镇，水路交通方便，木帆船可以经窑河通往淮河，寿州窑瓷器就依这条水路运销沿淮各地。近年来，在河南的南部、皖北、苏北等地都有唐代黄釉瓷器的出土，其中可有一大部分的黄釉瓷是寿州窑的产品。在封建社会，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寿州瓷的烧造无疑是一个新创造，给整个社会奉献了生活必须品，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人民的生活面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形式和精神世界，平添了瓷器的品类、艺术和审美，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达，互通有无的市场经济更加活跃。与此同时，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窑业的发展，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为地方政府缴纳更多的税费，这些税费又能用以改善当地的民生状况。古寿州地方的茶文化和酒文化借组寿州茶具得以发展和繁荣，长此以往，地方百姓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保障和改进。

（二）寿州窑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寿州窑是我国陶瓷工艺进步与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又促进了中国古代陶瓷技术飞跃。创烧了闻名中外的黄釉瓷系列，所烧造的产品大大丰富了古代茶具内容，为茶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为茶文化的传承创新了物质载体，也是构成古代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物质遗产。寿州窑烧制的杯、碗、盏、执壶、瓶、罐、缸、瓮、钵、盂等用于茶饮的器物，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品茗生活的开展，也丰富了品茶的艺术表现和审美。寿州窑是淮河先民的智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勤劳与奋斗精神的漂亮写照。

南青北白中间黄，寿州窑的历史地位，在青瓷的基础上创烧了黄釉、黑釉、酱红釉和茶叶末等釉色。中华耀眼的陶瓷三色，尽显科技之光，影响后世，为元明清黄釉瓷，黄地粉彩、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彩瓷以及其它装饰性瓷器创制奠定了基础。黄釉瓷脱胎于青釉，却泾渭分明，在唐、五代、宋再也见不到青釉瓷，寿州窑成功而又多彩的黄釉瓷是我国黄釉瓷的鼻祖和奠基者，在安徽萧县，浙江东阳，河南密县窑、鹤壁窑，陕西铜川窑，湖南长沙窑、广东潮安，河北邢窑发现的生产黄釉瓷，可能是直接学习寿州窑黄釉技术或受到影响后摸索生产的。

当今，基于寿州窑古文化的开发与传承，借助古窑遗风，新生代的个体窑口零星分布，创烧了陈设欣赏、装饰、品饮和仿古器物，既立足于寿州古窑文化品貌，又以时代的新工艺、新技术为支撑，创新了许多新品种，如花釉陶、斑釉陶、紫金陶等具有时代新风的新品。淮南市出现了像崔怀伦、朱兆龙、许怀喜、鲍峰等一批致力于寿州窑文化研究和传承的工艺大师，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成立了寿州窑陶瓷研究所、朱兆龙陶瓷艺术工作室、兆龙陶瓷文化有限公司、淮南师范学院寿州窑陶瓷研究所、汉风陶瓷艺术研究所，创造的一批批优秀成果屡获大奖，如许怀喜的《融合》、《寿州窑跳刀纹大盘系列》

等陶瓷作品先后在中国陶瓷大展、中国陶瓷艺术创意大展中斩获金奖、银奖。崔怀伦创制的黄釉瓷，杯、盘、碗、盏广受欢迎，他研发的汽车装饰瓷打进了国际市场，批量出口到国外。基于寿州窑工艺大师的研发和创新，寿州窑的文化品牌才越来越有影响力，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随着寿州窑研发的传承人队伍壮大，研发企业规模化成长，寿州窑的名气会像淮南煤和豆腐一样，广为天下知。

五、结束语

寿州窑无论是在烧造历史、窑址规模、销售地区，还是产量、质量和社会影响方面，在当时都是当之无愧的陶瓷名窑。寿州窑对历史的影响和价值，大家有目共睹，这也是中国陶瓷界谈论古代陶瓷时必不能缺失寿州窑的主要原因。寿州窑是陆羽笔下唐代屈指可数的七大名窑之一，也是留给后人学习研究陶瓷技术、民俗文化、茶文化的无价民族瑰宝。

（作者供职于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