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导演，除了与生俱来对影像的感受与叙述能力外，在技术方面如摄影或剪辑，您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学习的吗?
　　
　　我当时念的是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一开始是要去念电影的，因为之前都是看电影没有看过舞台剧，所以对我来讲像电影这样的戏剧应该就是戏剧系念的东西，但进去以后才发现，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简单讲就是跑错地方了。幸运的是当时杨德昌导演、焦雄屏、黄建业等人都有在艺术学院开课，所以就很开心的去选了杨德昌和黄建业的课，当时杨导大概是在拍《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当时对我影响会比较大是因为老师正处在创作状态，所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基本上杨德昌讲的是创作方面的理论，黄建业和焦雄平讲的是电影评论，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是没有接触到什么关于技术和实务这方面的基础课程。
　　
　　学生时期就看到“影像会数字化”的讯息
　　
　　但是我非常喜欢计算机，当时“数字”这个东西还不普及，计算机CPU大概在8@86时期，一直到我大四左右才大概有386的计算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迷上计算机，记得一开始是因为创作课，需要写剧本。后来发现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我就开始拆计算机、研究计算机，因当时计算机问题较多较不稳定，所以我都自己去解决计算机的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熟悉了计算机，会去看计算机相关杂志(但当时很少)，从那当中看到了影像以后会“数字化”这样的讯息。大概在我大五以后，计算机已经到了486阶段，我也开始帮朋友组装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掌握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影像的部分，当时学生拍片都是拿V8，但机器又贵又少，所以我玩比较多的都是相机，省吃俭用才有了自己的暗房和放大机，然后自己冲照片，常常在暗房一待就是一天，出来时天都黑了。所以大概是在90年初我对“影像”与“数字化”这两件事就已经比别人都要热衷，也一直在钻研。
　　在剪辑这部分无论是软硬件，我自己都摸索了非常久。大概在1996～199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想VHS带子里的东西能不能抓到计算机里来剪辑，基本上从90年代末开始，我赚的钱都用来购买或组装一台可以剪辑的计算机，像我去日本拍电影《心动》时，一拍完拿了片酬以后，我就直接跑到“秋叶原”(世界著名电器街)去买采集卡之类的硬件，因为那时台湾的配备比较少。
　　
　　最早接触过的是DPS系统
　　
　　我用过很多比较便宜的、低端的剪辑软件，大概在90年代末，Avid就在台湾出现了，但它真的太贵了，所以我不可能走那个方向。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机做剪辑，只是看怎么组合排列、拼装，当时因为计算机科技还没突破，计算机跑的不够快，所以要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记得我最早接触过的是DPS这个系统，他们有出比较便宜的适配卡，但也要九万、十万(台币)，一开始走的是模拟，后来DV出现后就有数字，但一般家庭计算机586还是不够剪辑，跑的也慢，硬盘也比较贵。我在这个接触过程中一直都是无师自通，因此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金钱。
　　在研究剪辑这个方面，因为最早又没有人可以一起讨论，我大概是台湾第一批自己开始接触数字剪辑的人吧!从台湾还没有Avid时，我就一直在打“影像数字化”的主意，各式各样的计算机产品还有中低端的剪辑产品我全部都买过、试用过、研究过，我后期部分的技术基本上是这样积累而来的。
　　
　　所以当时在你摸索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到较适合一般创作者的剪辑软件吗?
　　
　　在影像数字化之前，影像创作的门坎是非常高的，现在当然还是有门坎，但是范围变的非常宽，你可以拍一部两千块的电影，也可以用两千万、两亿拍一部。我花了大概超过15年的时间学习数字影像，全部自学，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开始接触到EDIUS第一代的产品，好像叫RAPTOR，它只是一个大概一万台币左右的产品，但就可以用586这样的计算机做非常非常流畅的剪辑，这一下子颠覆了我以往过去对剪辑系统的认知和想象，当时我已经往这方向追求了起码有七、八年的时间，之前所有用的东西，即使需要的硬设备门坎比较低但也还是有门坎的，可能硬设备不够快等等，所以我一直在等适合的产品。当时接触到EDIUS后才发现它的硬设备门坎这么低，然后我来年就拍了短片《两个夏天》(曾获“金马奖最佳短片”和“台北电影节首奖”)，我只用EDIUS最低端大概几千块左右的产品而已，但我想表现出来的效果绝对不输许多昂贵的剪辑软件。《不能没有你》也是用EDIUS做剪辑，还让我入围了这一次的金马奖最佳剪辑奖，其实不说的话，谁看的出我用的是这么平价的剪辑软件呢。这就是我自己学习影像的过程，主要是后期制作的部分，而学习的方式几乎都是跟朋友讨论或从书籍上摸索，几乎所有赚的钱除了吃、住外都花在这上面了。
　　我常到大专院校演讲，我一直也都在贯彻我的信念，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影像创作，所以我也都跟学生推荐EDIUS这套软件，我不认为一定要昂贵的东西才能做出好的成品。选一套负担的起又实用效果也好的剪辑软件，才是比较实际的。
　　
　　喜欢影像的东西算是很早就开始，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要拍电影?
　　
　　开始接触台湾电影大概是20年前吧!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做一个创作者，而且就算自己想尝试那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在我的理想里，我慢慢的让自己学会所有知识技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拍一人电影，从头到尾自己搞定。从2001年的第一部短片《两个夏天》开始，我就是从头做到尾，从前制到后制。可以说是都只有自己一个人，除了中间拍摄期有人员进来外。这样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做更多的尝试也可以利用更少的经费来完成你想做的事，当然这除了技术外也需要有对电影的热爱，不过我是从小就想拍电影了，只是很幸运的赶上数字化的时代才能这么自由的创作。
　　
　　电影《不能没有你》选择以黑白色调呈现，在技术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后期制作时才调色吗?
　　
　　其实最大的困难是“观念”，这观念反映在寻找资金方面，大家会觉得黑白的没有市场、资金无法回收所以不愿投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民间个人资金都一样。而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则是自身的限制和工作人员的限制，因为我们这代都“看过但没拍过”黑白片，所以我们等于要从头再做尝试。以画面的呈现来说，像我们一般东方人的黑头发，若用黑白拍摄时会显现不出层次感，所以要先适当的挑染，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其实写剧本时我想的是彩色的，但在找景的时候我决定用黑白的来呈现，跟我找的场景有关系，当然还有很多考虑的因素。在决定以后，工作人员进来就一起想该怎么来拍黑白片，毕竟这是大家都没尝试过的新挑战。全部都准备好后才进入拍摄，有些人以为我们是拍完才抽色，但其实是一开始就设定好要做黑白的。
　　因为若是后期制作才抽色，那整个画面的灰阶对比会不太舒服。以红色和绿色来说，在“彩色”的世界里是很强烈的对比，但在“黑白”的世界里，则是两个很相近的颜色，只是不一样的灰阶而已。所以在设定时是不能用“彩色的方式”来思考，必须透过监视器成像来看变成黑白以后呈现的效果，所以现场看到的颜色其实很像马戏团，五花八门的颜色很夸张，但透过黑白的影像呈现，那些颜色就变得很有层次，这也是一种“观念”。除了资金寻找时遇到“观念”的问题，拍摄时也遇到自己和工作人员的“观念”问题，上片时遇到的则是观众的“观念”问题，观众对于黑白片的接受度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考验也是我们要突破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的海报会是彩色手绘的，因为营销公司希望观众对黑白片的排斥不要先入为主。一层一层的观念构成的关卡，就是我们要去克服的。
　　
　　有过这么多的考虑与担心，那么有犹豫过将影片改为彩色吗?
　　
　　有犹豫，但当时我只有很少的资金，一开始只有四百万的资金，我如果回头去拍彩色的话，大概只是一般国产片1／3的预算，更别说上片时我要面对的是制作预算是我们一百倍甚至两百倍的外国影片。那么少的钱拍彩色，漂亮比不过人家，因为彩色要拍的漂亮，整个场景还有后制的调色、调光都很重要。我除了跟其它国产片竞争外还要跟外片竞争，但我的条件只有国片的1/3，甚至不到，那我用跟它一样的逻辑来思考的话，我先天上就输太多了嘛!所以我必须要从故事中的内容去想一种“形式”或“包装”来强调这个故事，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当然这其实也是用黑白拍摄的最大理由。
　　
　　黑白拍摄是有限条件下“最聪明的选择”
　　
　　当然如果说用黑白拍摄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的话，倘若观众在看了之后失望，那可能整件事、这个想法都不成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用黑白来讲这个故事不会比彩色的差，甚至在有限经费里黑白有可能达到比彩色更好的效果，换一个逻辑说，如果我有两千五百万台币资金的话，我会用彩色拍，我不会考虑黑白，黑白也是在那个条件限制下我认为能做出的“最聪明的选择”，虽然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大到让我犹豫，但一旦开始拍摄，摄影机开启的那一刹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我摄影机就是设定成黑白、因为我已经决定那样做、因为拍了就没办法还原，除非用人工还原，开始以后我就不再迟疑。
　　但我必须说，在走过这次后，我觉得经费够的话，你要做黑白片的话，在思考时当然要用黑白，但录的时候不要用黑白，因为后制的时候有更多的空间来做调整，无论是层次或是每一个颜色的深浅，都能控制的更仔细。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源，因为那是很费时也费工的，换而言之就是经费要很多(笑)。
　　
　　在资源与经费有限的情形下，此次拍摄使用了什么样的摄影器材?
　　
　　我用了五种机器拍摄，有HDCAM、XDCAM、HDV、DVCAM、DV，我最小的机器就是两万块台币的机器而已，因为我有些场面需要五台机器同时拍，例如跳天桥那场戏，没办法单机一直重复，所以我那场就是用了五种机器、七部摄影机同时拍摄，而七部摄影机是五种level。
　　
　　这样做后期时在调整画面上会不会比较麻烦?
　　
　　会，当然会。所以我们以HDV画质做一个中间值，把HDCAM的画质降下来，我们在过TC时会把HDCAM的素材过粗一点点，加一点粒子上去，让标准接近。另外，我的HDV前面有加转换器，再用35mm的电影镜头，这是主要的摄影机，另一台是索尼的HDCAM，主要是这两台，但一台是HDV,一台是HDCAM，所以我要让它们画质接近，镜头的景深观众看起来也不尴尬，这都是我自己有把握的。
　　
　　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剪辑?
　　
　　我是最了解这部戏的人，我从剧本第一个字开始写，而剧本写的就是我脑袋里的影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资源不够，请一个够格的电影剪接师剪一部电影起码没有二十万台币跑不掉，对一部预算四百万的电影来说占的比例太高了，而除了剪辑师费用外，要进入制作流程也同时会产生费用，例如他会给你建议，讨论需要的素材等等，如果说依照一般比较专业的制作流程来规划，单单后制部分可能就会花掉四百万的预算了。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如果只有这点资源的话，我自己可以做每个部分，这样就可以把成本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情况，这个过程和当初做《两个夏天》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短片一个是长片，我很熟悉这个过程，我也很知道该如何掌握，但十年前的身体和现在比差太多了，因为剪辑是非常累人的事情，我剪了三个月，从手指、手腕、手肘、肩膀到背，中间痛到我必须看医生，虽然医生要求我要休息但我没办法，医生也只能给我一些辅助的器材来固定，一度痛到我就只能动手指。我的手也早就不能用鼠标了，我都用“轨迹球”，活动的部位最少，我已经用轨迹球用了快十年，我就把手整个固定在桌上，虽然身体是不行的但我还是撑下去，为了完成这部片。
　　
　　除了编剧外，再同时身兼导演与剪辑的工作，不同的角色之间彼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有不好的影响，会“自溺”。编剧拍电影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缺点，因为从写剧本开始，一直到最后面，我都没有助理帮忙，那种情况下会沉溺的特别深。当你会一项专业的时候，你同时也会被限制住，这个观念我自己也很清楚，观念就代表某种训练、某种程序。像每个剪辑师都知道，电影永远没有剪完的一天，它可以修的地方太多了，可是你什么时后要喊停、该喊停，必须要有清楚的认知。尤其后期制作我是自己一个人关在家做的，剪辑系统在一间小小的大概只有两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我在里面待了三个月。
　　那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对话，其实不太好，所以才需要花三个月，可能一般花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处理完了，我花了三个月，三个月当中非常非常痛苦，但决心遁我完成。
　　
　　“编、导、剪”三位一体掌握资源运用
　　
　　我的剪辑习惯是先“顺剪”，顺剪出来后看一定都很难过，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客观，因为看到那个影像的时候，会有太多现场工作的情绪，所以我没办法客观的看影像本身，尤其那时拍完我就开始剪辑了，因为整个资源很贫乏，所以拍摄过程非常多状况，还好后面我有剪辑的能力跟把握，所以现场大家认为不好或是照一般标准来讲是NG的cut，我敢说OK!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后面大概要怎么剪了，或是我后面剪辑空间有多少，这个是好处。或者是在写剧本时我可以更准确的去写，因为我知道中间导演的部分或是后面剪辑部分，我怎样做才会不浪费资源。我写剧本其实都是照镜头来分的，其实那就是剪辑了。一个三角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镜头，我都是直接写分镜脚本，对我来讲《不能没有你》这部电影就是三位一体的：编、导、剪。说是四位一体也可以，写剧本时我连制作的观念也写进去，我在下笔写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会花多少钱，或者说我有多少钱，我可以怎么写，四百万跟四千万跟四亿的同一个故事的写法一定会不同，场面的展现、影像语言的展现是不同的。同样一场戏你可以用一个镜头表现也可以用十个镜头表现，或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表现，那不一样的方式花的钱一定不一样。
　　我想的真的非常多，一开始就已经想到最后了，那个是一种“参数”，可以减少整个制作的落差，我觉得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剧本不太需要改台词，大家只要照着做就好了，因为剧本跟后来的非常接近。所以就身兼多个角色来说，目前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但过程中我会一直很警惕“自溺”这件事，所以会一直跳出来看，当你有警惕时或许可以避开一点点。剪《两个夏天》时，我自己一个人关了个多月快两个月，那这次剪了三个月，都是一个人，没有人可以给我意见。有想过找人沟通—下，甚至顺剪完后我觉得有很多情绪的情况，我想把它丢出去给我信任的人剪，但我找了三个剪辑师，不是经费不足就是没空，所以我又得乖乖坐下来剪，过程是这样，所以才会剪三个月。
　　
　　从写剧本到后来完成总共花了多久的时间?再看影片还能找到当初一开始的感动吗?
　　
　　整个过程从编剧开始大概一年多快两年。如果连后来自己剪预告片也算上的话，那就三年了。三年都一直腻在这个事上面，原始的感动还会有，因为会有不一样的投射。例如大家在电影中看到的是那对父女的感情，但我其实做的是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到后来，拉出一段距离和时间再回去看才看到的。电影本来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跟作品的关系，因为每个人生命经验不同，投射的点不同、强度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我也有我自己的，我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然后不断的一次又一次重新再来看，所以整个电影有种大家觉得冷静理性的调子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我一开始看到那个新闻事件、看到故事大纲时我会有热情跟激情，但那已经是两年多三年前的事了，我经过两年一再的重写一再的思考，思考自己和事件的关系，所以它会变得很冷静，以一种冷静的调子去叙述，但它里面还是有激情的部分。
　　
　　最后相见那一幕虽然以冷静方式呈现，但它的震撼力却很强，这也是考虑过后决定的表现方式吗?
　　
　　嗯，其实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因为那种东西已经思考过太多次了，所以不会用原始的激情方式去表现，里面有很多的思考。可能是因为想过很多次，所以会有一种客观冷静的调子，包括里面的台词。像为什么会出现“一直看一直看就能看到你”，那其实是我跟我过去的某任女友的情感，因为，她已经离开了。或是后来爸爸问社会局说：“她还画图吗?”“她这两年过的好吗?”，社会局的人告诉他说“她很好”，他就崩溃了。其实那也是我一直想问任何一个人“谁知道我年轻时那个死去的爱人她过的好不好?”。所以对我来讲那是我的生命经验放进去的，但大家看到的是父女之间的关系，那种分离之后的情感。观众不一定需要这个，重要的是每个观众自己跟电影的关系和连结，作者这时候已经无权介入了。
　　这个故事已经被揉太久了，揉到连现在当事人，这对父女看到都不觉得是他们的故事，他们觉得好像有点像但又不像，但心情和感受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距离，一种创作的空间，我用创作的方式回过头来跟他们对话。
　　
　　你对计算机和电子科技方面的喜爱和熟悉，是不是也影响到你对台湾电影的想法?
　　
　　很多后期公司都知道，因为我是有技术底子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是内行的，他们的技师也都喜欢跟我讨论，因为语言是通的。甚至2001年的时候我要从数字转胶片，主要摄影机是16毫米的影片摄影机、Digita Betacam和DVCAM，我用了三种摄影机、三种素材混成，然后最后把它印到35毫米的底片，那时候台湾数字转胶技术才刚开始，包括“台北影业”也在尝试，我的技术虽然有但没有硬件，在《两个夏天》的后制过程中我们交流了非常多，有些朋友会戏称我是“台湾地下数字电影教父”，因为我是第一批，而且我对计算机的掌控力非常强。我还曾经在有线电视刚开始的时候，大概1994或95年当过一个叫卫普计算机台的节目主持人，负责解决观众遇到的计算机相关问题。
　　
　　机器狂早早看到影像的未来
　　
　　我对计算机和数字的东西很热爱、掌控力也很强，而且我是机器狂，全世界第一台肩扛式的DVCAM一出我就去买了，买了以后就借朋友，然后自己拍摄做实验。2000-2001年拍短片《两个夏天》，做数字转胶片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拿的是新闻局的“短片辅导金”，所以那时还引起了争议，因为评审不知道我要这么做，当时台湾的观念是“电影就是胶片”，后来他们发现我这么做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们觉得我是在拍电视，但我说这才是影像的未来、电影的未来。那时跟评审有过激辩，因为当时在这个部分普遍观念都还比较落后，不只是评审、业界也是，连我拿去一些后制公司看哪里有比较成熟的技术来做这个制程，我还被笑。他们觉得电影就是胶片，这个不三不四没有未来。我还曾经跟某个很大的后期公司老板在某次酒会上发生很大的口角，对于影像的未来这件事，对方是“保守传统”的。虽然对方当时嘴硬，但来年他就跟政府拿了一笔钱买胶片扫描设备，那时觉得自己—直在做“碰撞观念”的事情，像炮灰一样。
　　
　　朋友戏称“台弯地下数字电影教父”
　　
　　我想我是台湾第一批在做这些事的人。当时我希望它的未来就像现在一样，应该说这个目标前几年就达成了，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机跟自己的镜头，不管是手机镜头、相机镜头还是小DV等，很平价的器材就可以做影像创作。”一直到前几年达成了，但我已经走了十几年了，超过十五年了，所以我的朋友们才会戏称我是“台湾地下数字电影教父”，因为当时台面上的电影就是胶卷的世界，我大声疾呼“数字化才是台湾影像的未来”却不被大家认同。
　　我会认为“数字化才是台湾影像的未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资源条件有限，台湾必须依赖数字化提供的高质量影像，才能降低成本跟人家竞争，美国IMAX之类的底片越做越大，但那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可以从数字影像这部分跟人家竞争。2000－2001年时我常跟人家吵架，电影圈的人都觉得我离经叛道，但是大概三五年后大家就不讲了，很多导演都跟我有过这样的争执。但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机器都出来了，国外也开始做了，台湾总是慢人家三五年。现在拍电影大家几乎都会考虑用数字摄影机拍，Red One或是Arrid的，或是拍完以后再扫描去做DI，转成数字。以前影片制作都是胶片，始终都是走在胶卷上，现在都事先扫描变成数字档案。这件事我看到的比政府和民间更早，有趣的是在我拍完《两个夏天》之后，第二年新闻局的短片辅导金就改规定了，有人戏称是“戴立忍条款”，因为当时我先做了不一样的尝试，后来慢慢的冲击，造成一些影响。那时金马奖也还不允许用video，我觉得特别是台湾应该发展数字影像，毕竟从资源、环境、条件来看，台湾的强项是电子科技与计算机不是吗?
　　
　　采访结束，戴导演谈到台湾电影的未来仍不免忧心，他强调数字化才是台湾影像的未来。他是一个希望看到台湾电影还有未来的人，他希望台湾电影能继续保持它的特色，在未来能出现更多生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争得—席之地。
　　
　　影片简介
　　《不能没有你》是台湾导演戴立忍执导的一部电影，该电影取材于2003年一则台湾单亲父亲抱女儿欲跳天桥的社会新闻。2009年7月11日，该片获得2009年台北电影节剧情长片类百万首奖、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及媒体推荐奖4项大奖。2009年11月28日，该片获得2009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4项大奖。
　　部分影评(豆瓣)：
　　有爸爸的女孩才是公主：看片子一向赶不上潮流，但这次在第—时间，把戴立忍的这部《不能没有你》找来看。整个电影是黑自的，没有了台湾那迷人的岛国风情，没有了高高的蓝天白云的清彻，电影少了一份梦幻般的色彩，多了一份现实中的残酷。但是，无论现实是如何残酷到不留一丝色彩的，也挡不住父女之间那份感情。每一个女儿，会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父亲。(水木丁)
　　戴立忍的一声叹息：相信在影片落幕的那一刻，很多人的眼目都回来了，这种感觉熟悉却又不熟悉，只因时下已经不再是滥情的年代，即使偶有感动，也会是涓涓细流，而不再是20年前那般的嚎啕大哭。戴立忍的冷静让人有些受不了，包括他用起了黑白镜头，和那些不带感情修饰的白描，都让整个故事透到了冰凉，戴立忍不是无情，他只是到了心境沧桑的年头，即使面对着大堆的不公平，也只会凝望着报以一声叹息。(灰狼)
　　灰色地带：《不能没有你》中戴立忍对情绪度的把握有点像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无人知晓》中的收敛自持，全通过景观光感和配乐的情绪节奏来调度，就像从人心中溢出来一样，自然纯真。比如李武雄带着妹伢骑机车从台北回家一幕，同一旋律的配乐换了口哨作主乐器，搭配着旭暖的阳光，妹伢站在父亲肩头摘人家的芒果，茌小教室黑板上用粉笔画海洋的波涛。这些轻快的片段和后面无配乐的生死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又比如电影的结尾，李武雄站在船头，缓缓驶向岸边。镜头藏在女儿身后，看小小的人越变越大，越走越近，直到停下来，停下来，化作一个长长的凝视。这个画面让我想起来《步凄不停》结尾那个从良多一家背影移向天空的镜头，一暗一明，时间停滞。我多么希望最后的这些灰色能一点点变作彩色啊，还廉蓝天、白云碧海，还原人的肤色，父亲的眼睛，还有女儿的一颗心，(艾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