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先父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与我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光荣出狱，各奔前程
1936年11月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使救国会领袖们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风范永垂史册。在狱中他们“六个人是一个人”（史良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投案，另押在女监），对外爱国立场一致；但在具体的政治见解上，则见仁见智，有各自的特色。例如王造时曾经回忆说：
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认为只有联合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有使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可能。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在李公朴主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好像是《中国的党派》，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抗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确的，主张反蒋抗日，以我为代表。（剩余45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