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音乐审美实践中的解析和评价活动，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批评发端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并在50至60年代达于鼎盛——那时，除了少部分正常评论之外，经常出现在官方报刊显要位置上的音乐批评家及其批评文本，不是作为“反面教员”而遭到严厉讨伐，就是扮演中国音协官方意志的唯一体现者、艺术争鸣与思潮论辩中是非正误的权威裁判者，有时甚至是某些音乐家或某些音乐作品生杀予夺之权的掌握者角色；而政治运动高烧频发则又造成这两者之间的“无穷动”，且在一般情况下均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批评主题的政治化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霸权话语，并在“文革”中被发展到了极权话语的疯狂极致，本质地反映出那个虚火过旺时代音乐批评的虚火过旺，对我国当代音乐艺术各领域(包括音乐批评在内)的健康发展具有无可逃遁的影响力；新中国音乐艺术事业之所以未能取得本该取得的更大成就，除了宏观社会历史原因之外，音乐批评的这种霸权一极权话语难辞其咎。
粉碎“四人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国策，不仅为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同时也是音乐艺术和音乐批评实现战略转型、走向多元繁荣的里程碑。（剩余222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