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故事，回想起来，实在荒诞滑稽得很，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农民不 种地，机关不办公，一切反常之举在那红色政治狂飚突进的非常时代，反倒成了正常之态，那时最正经也 最时髦的举动，就是革命——造反。于是，大扫“四旧”，揪斗走资派，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等等的 革命行动风靡一时，横行全国。于此种种的革命行动中，拉起一座山头，成立一派革命群众组织，怕是堪 称“伟大”的壮举了。我有幸亲历过此等壮举，不回忆实录它出来，痛苦的灵魂将永远无以忏悔。
那是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事情。那时的我年方十六七岁，就读于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学，算是六六届初中 毕业生吧（毕业考试被“文革”冲掉了）。自这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发表，点燃“文革”的熊熊烈火，学校停课闹革命，二三个月里揪校长，斗老师，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 ，校园小天地里的革命也革得差不离，没劲厌烦了，于是，逍遥在家，一时“赋闲”了起来。
某日晚饭后，到弄堂口的公厕小便，出来与三五年岁相仿的邻居闲聊，话题不期然而然集中到成立造反派 组织上，这是那一段时间上海滩上热点加焦点的社会政治新闻。王洪文当司令的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 人造反总司令部”）、红上司（全称“红卫兵上海市总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已经成立。（剩余176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