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最感动人的情节，可能就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了。尤其是在深入调查后，他得出结论：“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让黑恶势力尘嚣其上。”然后，他大声问当地的人大代表：“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
对石宗源说的话，确实应该击掌叫好。试想，当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时，这个县发生公安局和县委大院被烧毁的事情，就再正常不过了。如事件定性所说，虽有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但更有“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如果没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纵有少数不法分子作乱，也不可能发展到烧毁公安局、县委大院的地步。同样用石宗源的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处置诸多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再加上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在公安局，县委大院被人烧毁之前，上面为什么对瓮安的“不安”毫不知情呢?在现在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哪里都不可能再是“天高皇帝远”。瓮安的“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有组织的帮派还有五，六个，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大量积案和积怨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这怎么可能一点也不向上反映呢?瓮安是个县，县里有自己的报道组：县政府和县委有专人负责舆情搜集，负责信息上报；一年到头会有记者频频来访，会有领导前来考察工作；更不用说，至少还有20多起上访案件，这些上访者肯定会执着地反映着瓮安“不安”的问题，结果怎么会弄到公安局、县委大院被人烧毁了，才发现瓮安“不安”?
其实略作推测，就能找到可能的原因：一是当地的新闻报喜不报忧；二是舆情上报滤掉了负面信息；三是来访的记者除非献媚奉承，否则见不了报：四是领导考察被人牵着鼻子走，只挑好的看，只拣好的听：五是群众呼声没有反映渠道，即使有了上访，也只忙着堵截，就算上访意见传到了领导耳中，也未必会被视为真情……而在一些领导的眼里，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一了百了，即使对瓮安“不安”有所耳闻，也往往会装着熟视无睹，浑然不知了。（剩余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