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度”成为横扫中国大小城市的最强势力，从东部到西部，从有产到无产；当所有的“过度”行径，最终都能够归结为一类：即全民性的物欲狂欢。一代人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过度的精神贫困，过度炫耀，过度疲劳，过度焦虑
“我们买一个废纸篓，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家。然后我们把废纸篓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把塑料袋装进废纸篓。”
这是喜剧演员莉莉•汤姆林对美国式物欲症的描述。
同样讲述物质过度的笑话，在中国则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我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
另一个是“我挣钱了我挣钱了，我买油条买两根，吃一根，耍一根；我买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过度曾经是一种惊喜。”生于上世纪60年代高知家庭，童年在北京中关村度过的孙健回忆，小时候的所谓“过度”，便是家里额外多了一斤白糖票。
如今，“过度”往往是生活中的小烦恼，比如买菜时再也不用算计了。但是那些外表美丽的速生蔬果，不仅味道不如从前，反而常常需要反复消毒，还不能确保洗掉那些过度喷洒的农药；脸上长几个疱，以前开上两三块钱的药水就可以搞定，如今到医院一划价就是70多块。（剩余25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