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300年，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和《修辞学》中多次提到了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之后，隐喻作为语言的一种修辞手段，一直是传统修辞学的研究重点。20世纪70年代至今，认知语言学不仅仅把隐喻看作一种简单的修辞手段或语言现象，而把它上升为人类的思维现象去研究，把它看作一种认知模式，大大拓宽了隐喻研究的范围。本文通过几个英汉习语（成语）和委婉语的对比，试图讨论隐喻作为一种思维现象是全人类共有的思维能力，但民族文化的差异使隐喻又具有了民族约定性。
一、隐喻能力——人类的共性思维能力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实质上是从一个概念域（认知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初始概念域成为始发域，被映射的概念域叫目的域，人们通常是用具体范畴去映射抽象的范畴。Bolinger 曾指出：人们的隐喻机制自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大自然并不以有序的方式自动地呈现在儿童面前，儿童被赋予感知世界的能力，儿童生来即有辨认相似性的能力。这种能力超越其他任何潜能。例如，二至四岁的儿童，常常将“妈妈”这一概念泛化，他们除了认识自己的母亲外，在认知其他事物时会得出“鸡妈妈”“鸭妈妈”等结论。可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隐喻思维能力，是以人类自己的亲缘关系去认知其他事物关系的结果。（剩余274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