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余年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新诗人的“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为世人瞩目。而这种“群体性”与“引领性”态势，先声夺人的气势和敏于世变的气质，源于一种深刻的传统根源，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一种“内源性自觉”。南宋以降，中国的文化中心迁到了江南，一时间，浙江成为“财赋地”、“人文薮”。南宋创立的“浙东学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先河；延至明、清，王阳明的哲学与黄宗羲的史学在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的基础上，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浙江成为启蒙主义的策源地。启蒙思想的流传与承袭，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在20世纪之初，汇聚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浙江潮”。“浙江潮”推动浙江诗人冲出旧的营垒，走向新的世界。当然，浙江新诗人的这种内源性自觉，与浙江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浙江新诗人居功至伟。从中国新诗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新诗人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促进者；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浙江新诗人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推动力；从中国新诗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新诗人对整个新诗现代化的辐射力更是超乎寻常。
一、“浙江潮”涌：浙江新诗人领衔中国新诗运动
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革新运动潮起潮涌，波澜壮阔。（剩余283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