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40~70年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需要跨越一个圈外人很难理解的学术壁垒，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专业限制。“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被建构出来之后 “当代文学”就变成为一个与“现代文学”对等的概念，被用来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直到今天，这一学科分期仍然是我们从事“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模式。
但越界也在开始出现，一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标志，一部分原来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自上而下地涉足当代文学，力图打通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这一研究造就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则有一些原来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开始将目光向上追溯，从“当代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的领地，力图寻找“当代性”的现代根源。比如李杨写作和出版于90年代初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就开始尝试系统地把1942~1976这34年的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来研究。李杨认为这三十多年的文学表现出相对完整的“共同性”，即它们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从《讲话》发表的4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出现了叙事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为长篇小说和长篇叙事诗；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叙事文学让位于抒情文学，主要表现为大约进民歌、毛泽东诗词、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从6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象征文学一统中国文坛，最典型的是“样板戏”。（剩余249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