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问世后，反响强烈，被称作“藏氏理论”。曾荣获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的罗兰·巴特研究专家张智庭教授认为：藏在图像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西方图像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
超越罗兰·巴特，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用俗话说这叫“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用学问点的词儿说，那叫“影响的焦虑”；如果再引申点后殖民理论的话，那就叫在西方中心的语境中，作为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学人大多数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而另一些则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跑得比较欢的一个，生怕落伍。可渐渐地我发现，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知识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剩余255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