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由《连环套》引发的张爱玲之争及其后续文学行为，揭示出张爱玲为文以至为人的蜕变轨迹，指出她在“妇人性”的人性书写中宣叙一种但求个人自由安稳于现世不妨苟且偷生于乱世的妥协迷思，遂将“人的文学”引入歧途。
一 但求“安稳”还是应有“斗争”：张爱玲与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
说起来，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及其后续事变，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了，可是相关人士的一系列言语行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他们的应和或分歧在当年究竟有何意味，其实仍是有待重新检讨的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快捷巧妙的解法，只有尽可能地联系当年的历史语境、仔细地比勘校读相关文献，或许才可略窥其言行之究竟。
论争的引子是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从1944年1月开始，《连环套》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逐月连载，由于它是张爱玲继《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出色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创作的“第一个长篇”，所以《连环套》的连载也就特别地引人注目和令人期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连环套》却成了张爱玲艺术上的一大败笔——在作者粗俗的笔调和肤浅的叙述中，主人公霓喜为人做妾、与人姘居的“传奇”一生，居然是“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竟至于说什么“(男人们)走就走罢，去了一个又来一个”，那口吻就像潘金莲在模仿郝思嘉的自我安慰之言“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一样难掩粗俗，至于袭用潘金莲打情骂俏的腔口如“贼囚根子”等等之粗鄙，更不待言。（剩余215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