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生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党组织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和当时上海几百万失业者一样，陈来生也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在此期间，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党中央调用。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要调阅一批档案。陈来生回家拆开夹壁墙翻找。阁楼低矮，只能蹲着，又是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浑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几天，才找出所要的几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渠道送到延安。1943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到延安。为携带的方便和安全，文件被拍成相片底片，装在干电池的芯子里，由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在此期间，陈来生、吴成方都曾遭逮捕，经组织疏通营救而获释。但是，中央文库并未因此遭受丝毫的损失。因为根据前阶段的斗争经验，中央定下新的规定：中央文库的文件绝不能存放在保管者的身边，文件必须放置在另一个绝密的地点，即使保管者发生突然事变，而文件也可得到安全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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