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无论国内外，不管谁领导，任何结构调整都会既有经济代价，也有社会代价。制度成本是一定要付的。
中国人承受的这些代价，是一个靠内向型原始积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发生的。越是要短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就越是有较大的代价，这也不是主观形成的某种“政治正确”的判断所能够挡得住的。我们只能正视它，因为这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客观过程。并不是说有代价就一定“不好”，而是看得到收益的主体是否承担代价。
1958年时毛讲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经济，到1980年中央提出“关停并转”的时候还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其中会发现，中央提出的调整政策隐含了“财政甩包袱”，不仅是甩边远地区，甩农业支出，而且甩地方；换句话就是当时的说法“要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于是提出了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1984年正式实行地方财政，此前的1982年已经开始搞财政银行分家，那也是甩企业包袱。毛泽东曾经戏说李先念：左一个口袋财政，右一个口袋银行，你左手掏右手掏有什么区别？而财政与银行分家，则促使企业向银行贷款。那既然不是财政拨款了，企业怎么还向主管部门上缴利润呢？于是企业留下利润，改为向税务局交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财税分家。（剩余10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