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种代际称谓，“第三代诗人”以叛逆的姿态颠覆了朦胧诗人的诗坛主体地位，实现了诗歌观念从精英到平民的位移，同时，也把自己绑赴“刑场”，宣告了诗人之死。比起诗歌观念的叛逆来说，诗人之死的震动性和影响力更大、更持久，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命名。
〔关键词〕 第三代诗人；文化认同；诗歌观念；诗人之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184-07
〔基金項目〕上海市都市文化重点学科项目“大文化与小文学——新世纪文学研究”(y0401)
〔作者简介〕(注：刘忠，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234。)
1986年已经永远过去了，但象征“第三代诗人”成人仪式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却留在了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实验诗”、“后新诗潮”等名目不一的称谓也反复出现在文学史家笔下，成为他们书写这段诗潮不可缺少的符号。
一、 文化认同：从“崛起”到“突围”
1986年10月，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堪称是“第三代诗人”的成人仪式，它不仅动摇了新时期诗歌的北京中心地位，把新诗潮的种子播撒在四川、南京、上海、云南等地，而且也一次性推出了“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四川)、“他们”(南京)、“撒娇派”、“海上诗群”(上海)、“整体主义”(云南)等60余家诗歌流派与团体，从不同层面、不同立场出发进行先锋“突围”，在姿态和理论上，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对抗和叛逆，试图摆脱朦胧诗的代际影响和意识形态焦虑。（剩余23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