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冠与狞笑：欧洲呈现的两副面目
在许多人心目中，泰戈尔是一个文化使者，他操着印度古老的哲学和诗歌语言，向西方人宣讲着东方福音。这固然是泰戈尔一生活动，尤其是晚期频繁的国际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看法中还是包含着一种误解，以为泰戈尔对于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批判的、排拒的，近代以来高速发展的西方工商业社会正是这一文明的生动体现。
其实，在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泰戈尔对西方的态度是理解、尊重，乃至相当友好的。且不说早年在“梵社”(他父亲是其中一位重要领导人物)的开明知识分子中所受到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说青年时代第一次英国之行就给他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更不用说正是西方社会的推崇才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借助于这一声誉，他和许多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切的理解和友谊。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大可能被文化保守主义和地域色彩所蒙蔽的，他很难做到不把自己看作一位世界公民。正如泰戈尔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1〕。
在这点上把泰戈尔和甘地作一个对比是很有意义的。（剩余1251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