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昕，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专攻新诗研究。
我们知道，诗歌具有耐读性。口语属于一度语言，散文属于二度语言，诗歌属于三度语言，讲究含蓄，意在言外。这是韵文在口头传播时代形成的特点，尽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人还是要续写《天方夜谭》的传奇——如果诗人能够一口气讲出一千零一个故事，他就得救了——在持续的交流中，建立了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默契。就此而论，重新建设诗歌艺术的“编码／解码”，亦即美感的传播与接受的程序，就成为诗体变革的关键所在。
华夏诗歌传统的编码程序，很可能以原始思维为起点。甲骨文字义的神秘性质，转化为《易经》中意象的联想(六十四卦的核心观念，就建立在八卦两两对照的隐喻中)，也转化为《诗经》中赋比兴结合的抒情模式里。这种观念通过经史子集的教育模式得到强化，从先秦到汉唐，最终律诗就成为诗歌编码的范本。所以，古人一写诗就做对联。此后，宋词、元曲、明清民歌，都要向律诗看齐，才能够化俗为雅。盛唐以后诗话的兴盛，就是为了说明从歌到诗的转化之道。律诗作为韵文的范本，就在于文字的以一当十，甚至是一以当百——每句诗都相瓦呼应，每个字都千锤百炼，可以百读不厌。（剩余220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