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语言学转向”的后果，是不是一定就会导致托多罗夫所说的“无视文学与世情的关系，放弃在叙事中描写人生的传统，将文学创作贬低为简单的文字游戏”呢?我以为绝对不是这样的。导致文学创作“文字游戏”化的，不是“语言学转向”本身，而是其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比如，西方人在发现了语言的“言义相异”性这一“洞见”的同时，也陷入了另一种“盲目”：那就是对“意义居无定所”的无限夸大，以及对语言现实指涉功能的极度漠视。
文本的意义固然是不居的，但若有谁把《红楼梦》解读成江湖侠义小说的话，那一定会成为笑柄的。艾柯所谓的“过度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同样，语言也并不因其在文学中更多被转义地使用，就一定会削弱其对现实的指涉性。由语言建构的现实固然不可能真正地取代现实，但却与现实构成了“互为文本”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维系着文学生命力的脐带。
西方的后结构主义者在宣称文本意义是不断“后退”着的“延异”的同时，其实就已经在否认着自己的观点了。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行为本身，正是在寻求理解而非误解，否则他大可不必著书立说了。而当我们理解了他的这番论述的同时，语言的指涉性已昭然若揭。（剩余55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