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那么简单。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各种话语的对话过程，以一种怎样的姿态进行对话，才是决定着写作过程的关键。与其说话语是用来讲述故事的，还不如说话语是生成故事的，因为故事的核心恰恰就是话语的编码方式，换言之，正是话语的编码方式决定了故事的DNA。
作家也是人，作家的主体也是话语塑造的。要是作家也被超隐喻给遮蔽了，那么即使他把故事讲出“花”来，也只能是一种无关宏旨的雕虫小技。除非叙述者在与之对话时，取一种反隐喻的态度。比如，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在宗法制社会的语境中，其本身就是一种超隐喻。由这种超隐喻编码所生成的故事，在今天也仍能以“母爱”、“血浓于水”等种种不可追问的话语方式，演绎出各种各样的“二十四孝”现代版来。而当作家一旦追问其爱之背后的占有与贪婪，追问其血缘深处的血腥时，诸如《金锁记》这样的杰作也就得以诞生了。
就写作者与各种话语进行对话的姿态而言，我认为重要的不是“驾驭”语言，而是解放语言，是对那些被压抑被挟持了的语义的解放。
很多作家一辈子都没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以为“驾驭”语言就是死死地抓牢并控制话语，让它们乖乖地为表现文本的“内容”服务。他们驱赶着语言，奴役着语言，榨干了语言中每一个含着水分的细胞……绑架语言的最终结果，必然的是自身也被语言所绑架。（剩余219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