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尤其是春耕大忙时节又总是闹粮荒，他们会在公社当家人的办公室磨上大半天，为的是给自已管下的社员缺粮户多争取一点政府专门接济春荒的“返销粮”。说起来，身为一个农民，守着土地勤苦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堪更尴尬的事情？其实，庄稼汉们心头很明白：一窝蜂的“大集体”生产方式，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获得好收成。可是不管怎样，作为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还得要胸怀全球，情系水深火热的亚非拉，时时想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民还等着去解放。因此，每到秋收上完公粮过后，还得做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响应号召去交“爱国粮”，交“欢喜粮”。剩下来的粮食，就少得仅够过一个冬；一出年，又得苦起脸靠上边下拨“返销粮”救济。
　　在顶营这片乡土上，贫苦农民们的祖上受穷受罪，是罪在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祖上的祖上受穷受罪，是罪在土司“以夷制夷”的残酷统治；可是到了这一代当家人们，是得解放翻了身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农民，还吃不饱饭，这该从何说起？
　　当家人心知肚明，问题就出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天天喊穷,穷则思变，怎么变？只有一个选择——摆脱“大集体”的生产框架，实行定产到组、联产承包、责任到户甚至到人，产量与责任人的收益挂勾的生产方式，去除滥竽充数的出工不出力等等低效劣质因素，让好地正常地长出好庄稼，让瘦地变为良田夺得好收成，让真正付出辛劳的责任人能够多劳多得增产增收，还愁不得一口饱饭吃么？但是，在当年，那可是一条铁的政策、钢的框架，谁有胆气有本事乱“跳”出来，就有可能接着又“跳”进班房里去，就算从轻，也得被打成“坏分子”,天天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