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小说的成绩是最为贫弱的，而这中间，政治小说又等而下之，相反，那些“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的俗艳小说却能大行其道。个中原因，他后来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得明白：“小说既终不可废。而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纂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所以为“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起见，他大力倡导并创作以为有“启迪民智”之功效的“政治小说”。
这里需要加以分析的是，梁启超所谓中国历史上没有或者缺乏“政治小说”，实际是不准确的。如我们所知，传统中国社会里，虽然小说向来不是正宗，但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理当会传播到小说家那里。而以之作为指导小说创作的方针。自然免除不了政治上的关怀。从《三国演义》那样的政治史诗到《红楼梦》那样的家族政治长卷。也说明了小说家对政治酌格外关注。即使那些明清专注于人情百态的小说，无论多么风骚，多么俗艳，政治与伦理上对于个人欲望的压制，也就在这食色人生的仿写中找到了突破口，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或隐或现的。而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还构成了与政治的镜像关系。但是，梁启超何以会做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这样绝对的判断呢?很显然，在梁启超那里，“政治小说”中的“政治”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儒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