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刺之说
这是学术史对《蒹葭》题意最早的定位。《毛诗序》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1]东汉郑玄《诗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2]清代魏源《诗古微》进一步阐明此论：“襄公初有歧西之地，……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遇霜而黄。”清代学者王先谦《十三家义集疏》评魏源的解释：“魏说于事理《诗》义皆合，三家义或然。”这种“我注六经”的附会说法自宋代朱熹以来就遭到怀疑和批判。“郑振铎先生慨叹着说：‘要研究《诗经》，非扫除压盖在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瓦砾不可，而《毛诗序》又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的瓦砾。’（说详《读毛诗序》）事实的确如此，细绎两千年来的《诗》学纠纷，其根皆源于《诗序》。”[3] “我们读这诗，觉得《序》、《笺》和诗无甚关涉。……我们要知道，秦襄公并不靠周礼巩固他的国家。到了秦始皇，还是吞并了六国，首次真正完成了中国大一统的伟业。”[4]
二、求贤之说
宋代王质《诗总闻》：“秦兴其贤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所谓伊人，岂此流也耶？” 清人汪凤梧说：“《蒹葭》，怀人之作也，秦之贤者抱道而隐，诗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从靡由，故以蒹葭起兴而怀之，溯洄溯游，往复其间，庶几一遇之也。（剩余277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