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年底高发的盗窃风，广州市降低了盗窃罪的起刑点。笔者无意否定此举的良好动机，但令人忧虑的是，以降低起刑点的“严打”思维治理盗窃现象，是否会破坏法制应有的稳定性?
毋庸讳言，广州目前的社会治安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两抢一盗”案件高发不下，此种情形下，“严打”的确是一种简单速效的方法，不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普通民众，恐怕都存有这种思维。比如，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南山教授不久前在广东街头遇抢，就对广东的流动人口管理提出了批评，要求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作为一个受害的普通市民，钟教授的言论即便有不尽合理之处，也有权利呼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改善治安状况。另一方面，政法机关也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好一方平安，否则就是最大的失职。但问题是，政法机关是否也应该盲目迷信“严打”、轻易“变法”?
“严打”是一种富于“中国特色”的治安模式，它曾经为中国的治安史做出过特殊贡献。但是，客观地说，任何一种法律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论是采取“严打”还是“宽打”的刑事政策，都会得到应有的收益，也会为它的内在缺陷付出代价。比如，新加坡是个严刑峻法的国家，至今还保留有肉刑，难免被一些人指责为“侵犯人权”。（剩余66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