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过程中曾采访了总商会主要领导人:唐裕(中华总商会董事,70年代曾任新加坡船务公会主席、现任新加坡出入口商公会会长)、孙炳炎(1948年起任中华总商会董事,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任总商会会长及副会长)、林理化(60年代起曾担任总商会商务组、总务组和教育组负责人,现任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唐庆铭(70年代曾任新加坡船务公司副秘书长,现为新加坡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同春(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兼华侨协会会长)、吕行雄(日本横滨华侨协会会长)、陈昆旺(东京华侨协会名誉会长),谨此一并致谢。
提 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2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关键词:新加坡 商会 华商网络 体制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商会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著与资料汇编（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剩余452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