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关键词: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10-0005-08
一､ 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内涵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ers)”｡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两个进程是基本同步进行,因而也是合二为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这一新兴群体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未能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乡城人口转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而不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说的“农民市民化”问题｡[1]
在理论层面上,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是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它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上,“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进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从整体上看,农民工是年轻力壮而且有一技之长或敢闯敢干的乡村“草根精英”,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市场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无法“穿越”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而成为都市边缘人｡这种现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移位”和“浓缩”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城乡对立,并成为城乡矛盾冲突的前沿高发区｡与此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更是提醒整个社会和有关政府部门需要更多地从关注与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来考虑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而不是主要站在“老市民”本位利益的立场上和城市自我发展需要导向的角度来规划所谓“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呈现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及家庭模式方面和真正的市民仍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农民工市民化也理解为是农民工不断摆脱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思上讲,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农民工边缘化的主要成因于制度因素导致的边缘化､市场因素导致的边缘化和个人因素导致的边缘化｡[2]不妨把农民工边缘化设为因变量F,引致边缘化的自变量分别为制度因素S､市场因素M和个人因素I,边缘化变量趋向正无穷时则农民工非市民化甚至贫民窟化,边缘化变量趋向0时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用C表示),这里假设制度存在路径依赖,且制度因素S为有利于市民化的制度供给,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农民工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市场因素是指市场的健全程度,且市场不断地向实现帕累托最优方向的发展;个体因素是指不受除市场与制度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HR､社会资本SC等,则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函数表达式为:C=-F(S,M,I)｡
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给将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脱离边缘化的困境,以及其市民化进程的实现程度,因而
aC aF
---=----->o;
aM aM
市场经济发展越完善,经济道德越健全,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更有利,因而
aC aF
---=--->o;
aS aS
个人因素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专用性越强,其资本存量越大,则社会地位越高,可能获得的经济收入越高,因而
aC aF aC aF
----=---->o,----=---->o｡
aHR aHR aSC aSC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C的值域为 [0,1],C=0意味着极端边缘化,C=1时表示实现市民化｡边缘化F也处于区间 [0,1]内,这是由于市民化与边缘化在无其他因素影响下完全逆向,恒等式C=-F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 [0,1],此时“-”号仅代表变化的方向,而没有代数意义,因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可以用如下表达式描述:
C=limF(S,M,I)=1或C=limF(S,M,I)=0。（剩余917字）